当前发生的关于大众文化的争论，在现代性确立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大众文化被取消，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取代了大众文化的消费功能，人民丧失了文化主体的地位。在当代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以压倒性的强势汹涌而来，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这是现代性的体现，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大众文化是一种平民文化，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在争取现代性的历史阶段，还具有消解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出现了诸如“日常生活审美化”、“新的美学原则崛起”等理论动态，就是对大众文化的合理性的肯定。但是，大众文化还有消极的方面，而学术界对此却缺少清醒的认识。大众文化具有鄙俗性，并且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它的消费性麻醉了人的自由意识。因此，不能仅仅肯定大众文化，还要批判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一种平民文化，是平民精神的体现，开展大众文化批判，必须倡导和发扬贵族精神。 大众文化作为现代性的体现，具有平民性的品格。西方现代社会是由贵族社会转化而来，社会革命的主体是平民（第三等级）。因此世俗现代性是一种平民精神，现代文化是一种平民文化。平民（特别是作为资产阶级前身的第三等级）的经济地位和生存方式，造就了世俗的、功利的、低俗的平民精神。周作人认为平民精神是“求生意志”的体现，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现代性的基础是感性欲望的解放，而这是一种平民化的追求。恩格斯所说的人的私欲——恶成为历史前进的杠杆；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发源于新教伦理，而新教伦理就是认可勤俭和积累财富为美德；松巴特说，资本主义起源于“以奢侈生活原则为基础的高度世俗化的性文化”；舍勒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类似中国“红眼病”的“怨恨心态”，他说：“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中进步向前的，并不是实干精神，不是资本主义中的英雄成分，不是‘具有王者气度的商人’和组织者，而是心中充满怨恨的小市民——他们渴求最安稳的生活，渴求能够预测他们充满惊惧的生活，他们构成了松巴特恰到好处地描绘的新市民的德行和价值体系。”[1]表明现代性发源于平民精神。现代性还有理性层面，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简言之，就是启蒙理性。科学精神体现了一种重视物质价值的功利主义，人文精神则体现了一种平等意识为核心的现代意识形态，民主理念就基于平等意识。卢梭的平等理念和大众意识就发源于平民精神。无论是物质功利主义还是平等理念都体现了一种平民精神，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平民文化。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平民文化极度膨胀，形成了消费性的现代大众文化。大众文化适应市场经济，高度商品化，广泛流行，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各个角落。它一方面满足了大众的感性消费的欲望，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人性化特征，同时也麻痹了人民的自觉意识，不知不觉地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化，具有鄙俗性和麻醉性。 贵族精神相对于平民精神，它是在贵族社会形成的一种人文传统。贵族世袭制度，使贵族摆脱了衣食之忧、名位之求，而且积累了高雅的趣味，造成了超越的、自由的、高雅的贵族精神。周作人认为贵族精神是“求胜意志”的表现，具有出世倾向，要求无限的超越。在现代性确立后，贵族精神并没有随着贵族阶级消亡，而是成为现代文化的源泉之一，并转化为现代性的反思、超越层面。伏尔泰的自由理念和精英意识，就发源于贵族精神。这样，现代文化就包括基于平民精神的大众文化，也包括基于贵族精神的精英文化。精英文化抵制、克服了大众文化的鄙俗性和麻醉性，贵族精神也成为大众文化批判的武器。消费性的大众文化与超越性的小众文化（精英文化）互相制约，互相补充，维持了人类精神的平衡。周作人在“五四”后期反思了片面平民化的教训，提出平民精神与贵族精神相容互补的思想，他指出：“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都是人的表现，不能指定谁是谁非，正如规律的普遍的古典精神与自由的特殊的传奇精神，虽似相反而实并存，没有消灭的时候。”[2]两种精神之间的相容互补也体现为互相批判，特别是贵族精神对平民精神的批判。 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第一个以贵族精神批判现代性和大众文化的哲学家是尼采。尼采有波兰贵族的血统，他重视自己的出身，并且以弘扬贵族精神、批判平民化为己任。尼采不仅主张贵族政体和等级制度，而且他的基本思想也发源于贵族精神，因此，勃兰兑斯称尼采思想为“贵族激进主义”，而尼采也表示认同这种命名。他给勃兰兑斯回信说：“您的‘贵族激进主义’一词用得太好了。请允许我说，在我看到的有关我本人的各种术语中，它可以算是最聪明的一个。”[3]尼采深感现代性带来的是平民的统治，贵族精神失落，“庸众”的价值观占了支配地位，而这有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伦理的渊源，而平民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卢梭负有更大的罪责。他认为现代精神已经“颓废”，“奴隶的道德”、“畜群的理想”使人“柔化”、“道德化”、“平庸化”。因此，尼采对现代道德、大众文化以及庸众人格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也许这一段话可以集中地表达他的批判：“这个时代有着相反的本能：它急需舒适；其次，它希望观众和演员喧闹，那震耳欲聋的叫喊与集市的嗜好很合拍；其三，它要每个人都以最下贱的奴仆性向天下最大的谎言——所谓“人的平等”——顶礼膜拜，并且只把整齐划一、平起平坐的美德奉若神明。”[4]为了医治现代性和现代文化带来的病象，尼采要“重估一切价值”，要建立“主人的道德”，要伸张“强力意志”，做“超人”。可以说，贵族精神成了尼采进行现代性和大众文化批判的思想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