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新作《文化民粹主义》中，基姆·麦克基甘（Jim McGuigan）识别了“在文化研究中一种显而易见的视野狭窄化倾向，这一点可以在它转向无批判的民粹主义解释模式中得到例证”（麦克基甘，1992：224）。他把这种转向的根源定位于对经济决定力量的排除，这种排除是“由于文化研究与以前长时间过多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创伤性遭遇，这种创伤的症候表现为一种虚弱的逃避综合症”（麦克基甘，1992：245）。 本文探讨这种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深刻对立的含义。我将论证，这种对立是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学极深的误解之上的，并且只有在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桥梁重建之后，文化研究的事业才能成功推进。我说“重建”，是因为文化研究作为一项事业是从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假设中产生的。即使这种政治经济学模式为了避免经济主义和还原主义的可怕指责而常常受到压抑或者隐藏在一种词藻华丽的烟幕之后，文化研究仍继续在它内部包含着这种解释模式，并把它作为其基础性假设、作为一项“激进”事业的合法性来源。 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在雷蒙德·威廉斯和理查得·霍加特的研究中所开创的文化研究主题——这一主题自身则得益于李维斯的遗产——首先是要让英国的工人阶级文化或是大众文化在对抗精英文化、对抗占统治地位文化的斗争中重新变得有效。文化研究所处的语境是一个由工业资本主义和不断商业化的文化生产、分配及消费体系所塑形的阶级结构。但是这并不只是为了大众文化自身的缘故而挽救大众文化。它是一个对抗性的政治运动，从广义上说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更广阔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政治斗争，文化斗争只是被当作其中的一部分。挽救工人阶级文化是一场运动，这一运动是为了把这种文化及实践这种文化的人们从E·P·汤普森所说的从“后人的极度恩赐的态度（immense condescension of posterity）中拯救出来”，同时也是为了给这一阶级肯定自身价值——“工人阶级的道德系统”（the moral economy of working class）——提供自信和力量，以此来对抗统治阶级的道德系统。这样，文化研究就认定存在一种特定的统治与被统治结构是理所当然的，并把其任务理解为合法化与动员的意识形态任务。文化研究显然把它自己看作是一场更大范围内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即使它的许多从业者把教育看作是他们从事这场斗争的关键点。它明白自己的敌友。 我想论证的是：文化研究作为一场有意义的政治事业在这个基本的问题框架之外是无法维持的。在当代英美文化研究著作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大多数从事文化研究的人仍然假定，其实是肯定地宣称，文化研究是一场广泛的、对抗性的政治运动。当斯图亚特·霍尔（S·Hall）在他的文章中论及文化研究的世俗使命时，他所指的正是这一点：“我不能想象一个目的在于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自身却没有一些不得不突显的、确实是至关重要的独特之处。”在对斗争、授权（empowerment）、抵抗、被统治和统治的极度强调中，文化研究的文献不断提到的正是这一思想。 两次发展 在文化研究的历史中有两次主要的发展。第一次，意识形态问题由于对文本的分析技术的发展被极大地精细化了。这一分析已经质疑了真理与谬误、意向性与阐释的概念。它不断地提出棘手却不可回避的问题，即符号表征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次，也是关键性的一次，统治与被统治的概念从仅仅针对阶级扩大到了也包含种族和性别。现在，敌人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是费斯克（1992：161）所称的“白人的父权制的资本主义”。这里我所关注的问题是，这两次发展是否使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最初联系中断了。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解释我所认为的经济学的含义。我想从文化研究中畅通无阻地流行的错误形象中挽救这个概念，把它从文化研究的破坏性的高度恩赐态度中挽救出来。 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苏格兰的启蒙运动，追溯到亚当·费格森（Adam Ferguson）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由于经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早期影响，他们认为，各种社会可以以“生产方式”（modes of subsistence）为基础得到区分。他们坚持认为，没有一个起作用的生产方式一个社会及其成员就不能生存，并且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它是基础性的，或者说是社会的基础。对他们而言生产方式具有重要的结构性特征——无论是依据畜牧业的、农业的或者工业的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来理解这种特征，还是依据不同的生产关系来理解这种特征（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或者这两种的混合）。在分析的传统中，关键的差异曾经是——并且仍然是——各个传统把什么作为历史变化的根源，以及生产方式的决定性特征是什么。一方面是那些强调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的人，而另一边是那些强调协作性社会关系（collaborative social relations）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