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世纪的文化演进，文学理论应该走向何方，近年来学界争论渐起，终于演化为2004年的一种风潮，在大会小会、会上会下、文章言说中飘荡。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争论，就是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争。以文学理论的两座重镇——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教研室和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教研室的具有新锐性的学科带头人为代表的学人认为，文化研究是文学理论研究的方向，文学理论应该走向文化研究；而以文艺理论的权威重镇——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德高望重的学科带头人为代表的另一批学人则认为，文学理论的研究方向应该按照文学理论本有的框架深入。 单从字面上看，这本来不会构成理论交锋，不应碰撞而又争论起来，但从其本质上看，这里面叠积着由历史传统、现实体制、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形成的合力。因此，可以把这一现象作为一种学术症候来审视，以窥见中国学术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本文拟从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来谈这一症候。 一、先锋意识的不同根据 中国文学理论自1978年以来不断演化到今天，从一大批代表性著作，如孙正荃主编《文学论纲》（1988）、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1998）、陈传才、周文柏《文学理论新编》（1999）、顾祖钊《文学原理新释》（2000）、吴中杰《文艺学导论》（2002）、王一川《文学理论》（2003）、南帆《文学理论》（2003）、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2004）……可以看出，形成了一个三合一的混杂结构。在总体大框架上，仍带着1949年建国以来几经转变积淀后形成的文学理论的结构特征，在主体思想上，西方近代模式占据主流地位（人学、审美、意识形态等成为核心概念），在细部论述上则充满了现代话语（文本、结构、完型）和后现代话语（话语、媒介、个案）（注：相关论述参见张法《语言问题与文学理论转型》，《文艺争鸣》2004年第2期。）。按照霍米·巴巴的观点，“混杂”是“后发”现代性国家向现代进程中的必然，但是在混杂这一普遍概念下，还是可以区分主动性的“成功融合”与被动性的“无奈混合”，而成功的标准，应该是一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出现，中国文学理论三合一的混合现象，正说明中国文学理论尚在走向转型的中途，对于这一现实，王岳川在其宏文《新世纪文艺理论的前沿问题》中不无焦虑和不无激励地问道：“20世纪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中国文艺理论家还提不出自己的原范畴、体系、思想，那我们还不应深切反省吗？”（注：王岳川：《新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前沿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2期。）既在中途，我们应当怎样才能完成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型呢？这个转型推进到今天这一段正展现出一种怎样的走姿和步态呢？20多年来，一直有两个磁场在起作用，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与世界接轨的跟踪西方，不断横向吸收世界最新学术新潮以丰富自己的内容。20多年来，西方新潮一浪一浪地涌进，被中国学人介绍和运用，已经成了一道常现常新的惯常风景，且从未失却自己的时尚魅力。中国现代性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力推动就起着重大的作用。中国学术的重大转折都与域外风潮紧密相关，因此外来新潮推动理论更新，这已成为中国现代性学术更新的重要模式之一。另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体系的自我更新，它以学科体系化的方式展现出来。课堂、教科书、专题讨论是它的主要形式，它的演进逻辑主要依托一个在现代性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现代“新传统”，即中国现代以来的学科传统之上。对文学理论而言，就是童庆炳《在“五四”文艺理论新传统基础上“接着说”》一文中所说的，由“梁启超、王国维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宗白华、朱光潜、冯雪峰、胡风、杨晦、黄药眠、何其芳、钱钟书、王元化、蒋孔阳、李泽厚等”，再加上“秦兆阳、巴人、周谷城、钱谷融等”人物一代一代的努力，而形成的由“真实性、典型性、审美、再现、表现、形象、形象体系、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艺术思维、审美意识形态、艺术生产、思想性、艺术性、内容、形式、鉴赏、接受美学等”一批主要术语组成的中国文学理论新传统（注：童庆炳：《在“五四”文艺理论新传统基础上“接着说”》，《文艺研究》2003年第2期。）。在前一个方面即学习西方学术的演进中，文化研究于20世纪末由西方传入，经新世纪这几年的拓展，已经成了最为时尚又最有影响的新潮。文学理论走向文化研究，成了一直都在融会中西、自创新境的文学理论家们的最新口号，体现了中国文学理论界一直都具有的横向突破的先锋意识。在后一个方面即学术体系的自我更新的20多年的演进中，一个不同于建国前期的新的学术体系已经具有初型。20世纪末以来，学科建设在体制的大力推动和学者的热情努力下同样新潮迭起，研究基地的设立、重点学科的评比，极大地影响着学者们关于学科前进的思维方向。从这一角度看，文学理论的研究方向应该按照文学理论本有的框架基础和自身方向深入，同样具有一种时代的先锋意识。在这一意义上，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争，是从横（学习西方学术）与纵（注重学科承传）两种不同的潮流中产生出来的不同的先锋意识之争。当这两种先锋意识纠结在文学理论领域的时候，一场论战就开始了。 如果从中国现代性的宏观视野看，现代中国的学术演进，基本上都是在世界的横向影响与传统的纵向演进的相互冲撞中一次又一次地展开的，那么，2004年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争，能不能作为中国学人更深一层地去体悟中国现代性历程的特殊意蕴，并从中总结出一点什么来呢？ 二、传统与现实的吊诡影响 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争，无论从词汇还是学理上看，文化研究派应该处于理论劣势。文化研究的内涵不仅是文学理论，也包括其他艺术门类的理论，还包括所有艺术门类本身，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服饰、商场、步行街、广场、饮食，还可以有普泛的哲学问题。比如，电影研究可以是一种文化研究，但绝不是一种文学理论研究，同样，上面所举一切方面莫不如此。像文化研究的代表学人金元浦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中所认为的那样，既然“文学与文艺研究正在迅速地走向社会、走向历史、走向文化”，因此，“走向读图时代，走向大众文化，走向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注：转引自刘大椿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200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成了新世纪以来文学理论的大势所趋和未来方向，从学理上说，是有困难的。因为，文化研究虽然与文学理论有关联，但不是文学理论本身，它的外延大于文学理论。但是，文化研究明明在学理上有问题，为什么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理论势头，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学的理论传统。 在中国，文学一直享有文化的高位，在艺术体系中价值最高，如果说，其他艺术基本上与个人趣味和审美爱好相关，而文学除了是艺术、是人格，还应该有天下胸怀。这既是从先秦孔子、汉代《诗大序》的诗文教化理论到唐宋以来的文以载道理论一线贯之的古代传统，也是从梁启超的文学革命到“五四”的文学革命到延安的文学武器论到建国前期的斗争工具论到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学启蒙论一线贯之的现代传统。在古代中国，各门艺术中最受崇敬的，是有天下胸怀的文学家，从孟子、庄子，到屈原、司马迁，到李白、杜甫，到唐宋古文八大家，到元曲关汉卿、王实甫，到施耐庵、曹雪芹……在现代中国，各门艺术中享有最高声誉的还是文学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古今传统形成了一个内在的信念：文学应该是文化的先锋！在这样一种历史传统中，文学理论具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学科建设功能，它要把自己学科的分内事做好，二是文化先锋功能，它要走向文化的前沿。这两种功能在中国，一直是重合在一起的，而新的时代变化，使这两种功能分离开来了。从这一角度看，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争，正是文学理论两个功能被迫分离后的一次“理论病变”。文学理论本位论代表了学科建设的一极，文化研究论代表了文化先锋的一极。由历史塑型的“文学是文化先锋”定位，是文学理论走向文化研究的最大的心理驱动和最大的理论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