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雪慧在《读书时报》2005年5月18日第一版发表文章《五四导致了传统断裂？》认为：思想界不少人把中国传统中那些游离于政治之外、对维系正常、健康的生活秩序和关系持续起作用的因素的断裂，归咎于五四反传统。其中，部分倾向自由主义的学者认为中国沿着五四反传统时表现的激进主义一路走下来，最终走向极权主义。这个思路相当牵强。作者认为，不论把传统的断裂还是把中国走向一条与民主立宪南辕北辙的道路上溯到五四，都过于轻率。这种看法无视五四影响的一些方面，而强调了另一些方面，有根据先定的结论来选择事实之弊；也抛开了由内乱、外患，特别是日本人入侵产生的变数，漠视了这些变数给一些派别提供的机会，有让历史屈从于思想逻辑之嫌。 真正造成传统断裂的并非五四，而是1949年以后对传统的举措。鉴于种种举措与五四时期反传统有一系列重大而根本的区别，有充分理由认为非但不是五四精神的延伸，而且是对五四精神的反动。举要如下：第一，从制度、法律、精神、文化，包括人的思想、情感、心理以及是非、善恶甚至美丑判断标准等进行全方位的颠覆。第二，清末以来包括五四在内，反传统的观点和思潮从来没有居独尊地位。第三，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颠覆是全方位的，却是有选择的。凡是可能支持独立精神和人格的，凡是有利于民间自治的资源都遭到无情铲除，甚至连良心、信义、公正、同情、人性、母爱都成了批判、禁绝对象，彻底破坏掉的是传统中维系健康的共同生活条件的内容，是使不同文明之间彼此沟通的内容，更是有五四影响参与形成的自由主义这一脉新传统。至于最无可救药的专制政治传统，从来就没有断裂，但五四曾给了它沉重一击。 何晓明在《河北学刊》2005年第3期撰文《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论》提出：20世纪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源有所自，源有所变，既是时代的承续，更是新世纪的创制。文化保守主义要固守的传统，本身就是变革中的事物。当现实与传统发生冲突时，保守主义者总是审慎地改进传统，从而使现实成为有传统可依靠的现实。学通中西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学问家们，自觉运用人类文明的新成果、新方法、新思路，来整理、研究、开掘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道德价值和伦理精义，在继承历史的精神遗产与开辟未来的思想资源两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文化保守主义所要表达的是一套完整的价值系统。作为价值系统，它既可以是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又可以是一般的社会心理。从20世纪实际历史表现看，作为社会心理的保守主义的意义、作用和影响，远远大于作为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我们应当承认文化保守主义对民众思想实际影响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又要引导人们避免为其后顾性的文化取向、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所束缚。 田川流在《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发表文章《论文化艺术管理的主体系统》指出：十余年来，我国文化艺术管理的主体系统处在一个嬗变与整合的历史进程中，并且已经形成由政府管理、社会和民间管理、市场和经营管理以及传播与交流管理为主要模式的管理体系。作为不同管理主体，其管理的特点与方式有较大不同。从管理视野看，可以分为宏观管理、中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从管理特性看，可以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管理，从管理方式看，可以分为行政式管理、法制性管理、经济手段的管理和舆论式管理。 范玉刚在《长江论坛》2005年第2期撰文《“先进文化”理念辨证——重新凝聚的“卡里斯马”》认为：对于先进文化内涵所蕴藏的旨趣须得在一种价值取向的维度上去悉心把握，切不可在世俗社会的实践层面将之肤浅化、泛化乃至庸俗化。文章通过对”先进文化”理念形上维度与形下实践的辨证分析，指示了先进文化引领人趋向自由境界的方向，及其在现实中自觉担当文化传承、整合及创新的历史使命。经由对社会学中”卡里斯马”意象内涵的重新阐释，使之与先进文化论的实践层面发生一种交通，阐释了“卡里斯马”因其凝聚力和感召力所获得的权威性及其在世俗社会中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