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铺天盖地的“与世界接轨”和“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等口号，实际上要么反映了当代中国对于西方的盲从，要么反映了部分国人忽略中国传统与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性的断裂。这些相互矛盾的口号，反映了中国文化身份阐释的焦虑。重新构建中国的文化身份，降解中国文化身份阐释的焦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谈到文化身份的建构，我们首先必须厘清以下几个问题：解构西方对于中国文化身份再现中的权力话语，了解其中的权力运作机制是必要的，但我们会不会在解构霸权的时候试图建构一个新的霸权？后殖民批评家们批判西方话语遮蔽东方文化身份表达的论述是否为中国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蓝本？后殖民语境下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自我文化身份？中国文化身份的建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一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文化身份，是如何被西方建构并赋予其合法性的。西方对于中国形象的再现是在从18世纪初开始大量出现在西方的文学、文化文本中，后来在西方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西方汉学研究。具有戏剧性的是，西方文化文本中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个由好转坏的过程。18世纪，中国文化的研究，曾经在法国形成一股热潮。法国人对于中国的丝绸、瓷器、园林艺术十分钟爱。在普通法国人甚至在法国宫廷贵族眼中，中国是一个富庶的国度，充满着各类奇珍异宝。同时，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如伏尔泰、蒙田，尤其推崇中国文化中的理性，认为中国是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制度最严密的国家。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西方对于中国形象的再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中国人被描述成为狡猾、肮脏、不开化的一群软体动物。如英国的小说家笛福通过他小说的主人公罗宾逊的眼睛，这样再现中国： “他们的建筑与欧洲的宫殿和皇室建筑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他们的城市和我们的城市相比，哪有那样富强，哪有那么鲜艳的服装、富丽的摆设和无穷的多样？他们的港口不过有几只破船和舢板，哪里比得上我们的商船队和我们强大的海军？我们伦敦城里做的生意，比他们整个帝国的贸易还要多，一艘有八十门炮的英国、法国或荷兰的军舰，便能战胜并且可以摧毁中国所有的战船……中国人……只是一群可鄙、下贱而无知的奴仆，屈服于只配统治这样一个民族的政府。”[1](P279) 伏尔泰、蒙田也好，小说家笛福也罢，他们都没有到过中国。他们对于中国的形象的再现，都是主观的臆想。这种建立在主观臆想基础上的再现，实际上是主体欲望的投射：西方特别是18世纪法国称赞中国的理性，目的也在于为法国的启蒙运动张扬理性找到依据；而小说家笛福，也不过在为大英帝国的全球殖民扩张寻找借口。从表面上看，这种东方落后、不开化对应于西方进步、文明的“善恶对立寓言”是一种话语关系，在话语背后，它体现出来的“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关系，一种不断变化的复杂的霸权关系”。[2](P38)把东方说成一个有别于“我们”（西方）的“他们”，需要“我们”去开化，而“他们”所能理解的方式只有武力和暴政，“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是应该被统治的。 随着西方的全球殖民扩张，一门涵盖更大研究领域的东方学建立并发展起来，西方汉学从此被纳入到东方学的研究领域，并成为它的一个分支。所谓的东方学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美国家学术机构中的以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人为目的的一门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学科。[2](P3)我们可以从东方学对于东方的文化身份的建构中找到我们所需要的理论资源吗？因为西方的学术不是号称建立在以理性、客观、独立、超然的人文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吗？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批评家们，为我们揭示了东方学隐藏在中立外衣下的权利运作机制。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柯的话语理论为基础。德里达解构了传统的真理观，认为物与再现物之间并不相符，真理还是一种叙述，而叙述就意味着权力。福柯更是认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指涉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也不会有任何知识”。[3](P26)赛义德据此认为，东方学知识同福柯所考察的知识一样，它也不是对真实东方的客观反映，它也充斥着权力。不仅如此，权力在东方学中的表现比在其他知识领域中的表现更为明显。他说：“权力与知识的并存在近代语言学历史中远没有在东方学中那么突出。”[4](P343)东方学家、传教士、政客、旅行者们自以为他们对东方的研究反映了真实的东方，而实际上他们再现的东方形象充斥着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权力话语，根本反映不了真实的东方，而只能是他们的想象，即东方主义，是对真实东方的歪曲。他说：“关于东方的知识，由于是从权力中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创造了东方、东方人和东方人的世界。”[2](P40)因而东方主义不是东方的一部分，而是西方的一部分。 那么这种权力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有思想家认为正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观念和民族救世的空想使得他们认为，白人种族的优秀性注定了他们拯救世界的使命。正是这种拯救世界的崇高使命感使西方的民族主义将殖民世界变成了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殖民者把自己的民族想象得至高无上，而在疆界之外生活的其他民族，尤其是被殖民者则被想象成低下的、劣等的种族。“（上帝）选民的思想，对遥远过去共同种族记忆和对未来希望的强调，最后是民族救世的乌托邦思想……”。[5](P59)此外，对欧洲的殖民者来说，对于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剥削和镇压使他们面临人格分裂，因为他们在本国所倡导的一直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所谓政治自由、民主、平等。为了赋予殖民暴力合法性，殖民主义者与所谓的东方学知识合谋，发展出一套白人职责的理论，打着知识的幌子，将东方民族建构为没有秩序甚至是不开化的野蛮人，没有能力、缺乏理性来管理好他们自己的国家，因而需要西方人的“帮助”。霍米·巴巴说：“殖民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在他者化意识建构中‘定向性’(fixity)概念的依赖。定向性作为殖民话语中文化／历史／种族差异的符号，是表征的一种矛盾形态：它既表示混乱无序、堕落和恶性循环，又表示不变的秩序。同样地，作为推论的主要策略，其文化认同方式变成了刻板的模式，……在这种话语中，亚洲的表里不一和非洲的淫荡好像从来都不需要证明。”[6](P66)殖民者将他们扭曲的东方形象刻板化的核心动机是建构知识暴力，并将这种建构知识暴力的企图披上“东方学”这件看似中立的外衣，说白了，也还是为西方的扩张、侵略、殖民寻找学理上的合法性。所以，赛义德说：“东方学是西方用以控制、重构和支配东方的一种方式。”[2](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