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青少年对好莱坞大片趋之若鹜但却不知道屈原、司马迁为何许人，当我们的大学生能考出令人咋舌的托福高分却看不懂简单的文言文，甚至连中文写作都做不到文从字顺，那么，我们可以断言，我们的文化教育一定是在哪个重要环节上出了问题，出现了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危机，是民族振兴、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加以正视并克服的障碍与挑战。 导致这类现象出现的原因自然很多，如汹涌澎湃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实用功利主义的驱使与影响，如西方强势文化话语霸权的渗透与制约，等等。然而，其根本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固有的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承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或迷失，对体现民族之魂魄的基本载体——国学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忽略或偏激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漠视文化本根做法的后遗症将显得日益严重，这决不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而是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因此，在今天完全有必要重新认识国学的价值，呼唤国学的回归，重建国学的学科。 一、披沙拣金：衡估国学的价值 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呼唤国学、重建国学，首要的前提，是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认识国学、理解国学，对国学的内涵、性质作出准确的把握，对国学的价值、意义作出科学的总结。 所谓“国学”，作为名词古已有之，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然而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概念，则是在20世纪初年形成的，其具体的界定，人们多有分歧，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相对于新学它指旧学，相对于西学它指中学，引申而言，即今人眼中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我们认为，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 国学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与时代精神，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一样。我们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冷静地考察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就能够发现，第一，就形式而言，国学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中华文明中的观念文明部分，通过国学这种文化形态得以展现并传承，它就像一根坚韧纽带，将形形色色、方方面面的中华文明珍珠串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第二，就内涵而言，国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像流水一样，滋润着中华民族的茁壮成长；像土壤一样，培育着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使中华民族以特有品质与风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在相当长的时段中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风骚。儒家所倡导的“德治仁政”治国理念，道家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哲学思维，法家所主张的“信赏必罚”管理方略，墨家所宣扬的“兼爱交利”文化精神，兵家所阐发的“避实击虚”行为科学，均已积淀为普遍的民族心理和宝贵的历史财富，为中国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统一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第三，就文化的承继性而言，国学是走向新的时代的起点，建设新型文明的资源。庄子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真正优秀的思想文化，是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它的某些内容，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意义，然而它的合理精神，却超越时空的界限而亘古常青，生机盎然。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条件与文化主题与古代社会已有本质的不同，在此基础上从事新型文化创造也不可能是对传统学术的简单回归，但是历史不能割断，文化无法终结，新文化的建设，必须以传统为资源，否则便是数典忘祖，而所谓“建设新文明”云云，也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今天高度重视国学，揭示其价值并按照现代理念进行改造与重建，乃是理有固宜，势所必然。 二、百年悲欢：反思国学的失落 国学的价值与意义毋庸置疑，国学对现代文明建设的作用无可替代，然而，近百年来，国学的际遇却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国学的地位由社会意识形态的巅峰迅速向下滑落，长期沉沦在遭否定、受针砭的尴尬境地。尽管曾有人创办过各类国学专修学校，出版过多种国学刊物，大声疾呼重视国学、重建国学，可往往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曲高和寡，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学被边缘化的颓势。当年梁启超谋划开办《国学报》的不了了之，马二浮惨淡经营复性书院的难以为继，就是这方面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百年来，国学地位遭贬低，国学价值遭否定，国学意义遭质疑，国学前途遭抹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历史进程，伊始于鸦片战争的失败，而随着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结局而强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趋向高潮。当时由于袁世凯、张勋等人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使正处于转型的中国社会组织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而社会上尊孔崇儒、设立孔教的喧嚣与政治复辟等行径，直接导致了新文化运动对孔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猛烈批判。这一方面是全面否定孔子与儒家经典。如陈独秀曾称，“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持不长久”（《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320页）。吴稚晖对中国社会所长期尊奉的孔子等先秦诸贤，极尽奚落、挖苦、咒骂之能事，将其称为“周秦间几个死鬼”，断言“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吴稚晖学术论著》，第124页）。四川的吴虞则明确喊出了“打孔家店”的口号。另一方面是主张彻底废除国学，内容涉及古籍、习俗、节日，甚至文字、姓氏，如钱玄同主张不拜孔子、关羽与岳飞，鼓吹什么“端午、中秋……简直是疯子胡闹，当然应该废除，当然应该禁止”（《钱玄同文集》2卷17页）。即便是像鲁迅这样杰出的思想家，有时也不免对与国学相关联的事物采取片面偏激的态度，如对中医中药的功用一概加以否定，对京剧等传统文娱形式也刻薄嘲讽、无限“上纲”。总之，在一段时间里，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必须由它来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与灾难承担总责任。 这种以激烈批孔、否定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思潮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不少知识分子痛感中国近代落后挨打悲惨历史的产物，是他们极度忧患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积愤之言。他们的感慨、愤懑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理性，因为国学中的确包含有已经不合时宜的思想意识，如极端维护专制的理念，束缚人心与人性的三纲五常伦理等等，必须经过改造和扬弃后，才能重新焕发精神，与现代生活接轨。然而，真理越过一步即成为谬误，如果因为国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而对它加以一概抹煞，全盘否定，显然偏激而片面，就像恩格斯批评杜林对待黑格尔、康德的非理性行为一样，是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倒掉，并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