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化遗产？

      2004年7月，随着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年会在苏州的召开，一场“遗产热”突然席卷了华夏大地。“文化遗产”及其相关的概念，如“自然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世界遗产”，这些难免陌生拗口的词语，闯入老百姓的生活中。很多人“恍然大悟”，原来不屑一顾的土特产，只要打上一个“××遗产”的标签，就能够身价百倍，到国际市场上卖个好价（注：“许多业界人士方恍然知晓，原来打上世界文化遗产的标签无异于拿到了‘国际通行证’，能享有全球知名度，可以迅速跻身于‘国际旅游热点俱乐部’，并享受国际援助、技术支持、免受战争或人为破坏等一系列的优惠待遇”。（《呼吸古城味道》载2004年7月3日《广西游》网站）“没有什么比某些直线上升的数字更能简洁有力地鼓动起中国各地‘申遗’的热情：山西平遥古城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旅游收入从每年18万元猛增到500万元，当年旅游综合收入高达4800万元；同年被列入名录的云南丽江2000年旅游综合收入达13.44亿元，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了当地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黄山申报成功后，旅游收入由每年数百万元增至两亿元……”（晏礼中《“世界遗产”的命运》，载2004年7月10日《经济观察报》）。）。中国的“遗产”热被来自国外的火种点着，中国人以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手里拿着的尺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一个“自明”的真理，然而却看不见这个“真理”自身竟隐藏在黑暗之中，是一个需要探究的对象。

      究竟什么是“文化遗产”？

      “事实上，这个观念包含着许多累积形成的地层，有必要对此加以分辨”（注：J.-P.Babelon et A.Chastel,La notion de patrimoine,é ditions Liana Levi,1994,p.11。本书为著名艺术史家André Chastel与J.-P.Babelon的合作名著。该书分别论述了“遗产”作为“宗教的、王权的、家族的、国家的、行政的和科学的事实”。）。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对这个当代观念，进行一番知识史的考古。

      远东与泰西：在“世界遗产”与“国家遗产”之间

      当中国的报章杂志竞相以诸如“世界瞩目在苏州”、“一掷百亿为世遗”的花边新闻刺激读者的眼球，像类似于“教科文组织秘书长未卜先知，世遗金榜指日可待”，同时“各地的申遗队伍仍络绎不绝，申报名单已排至下一世纪”之类信息纷至沓来的时候（注：参见拙文《活的文化与死的遗产》，载《艺术世界》杂志2004年第8期。），我差不多每天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巴黎总部查找资料。

      我所在的这座铅灰色的大楼，因为有UNESCO的驻守而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单体建筑之一。虽然它本身极其平凡，位于街角，仅仅由于它是巴黎不多见的现代建筑，才具有了某种标志性。然而，如同一个巨大的蛛网的最敏感的中心，它管理着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国际文化机构。世界遗产委员会也就是在这里开展工作。

      此时，它渊深宁静。没有任何迹象，哪怕只是一张招贴、一行字或一个符号显示，它与此刻正在苏州掀起的风暴有关。而在这座大楼以外的巴黎，情况也没有太大不同。并没有人在谈论这个常设在巴黎的国际机构的一次日常年会，哪怕它远在中国。

      难道是法国人对于中国事务冷淡？显然不是。因为刚刚结束的中国文化年再一次证明，法国人对中国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

      难道是出于法国人对于文化遗产的冷淡？显然更不是。

      事实上，在围绕着联合国的这块小小飞地展开的整个法兰西国土上，“遗产”(patrimoine)无疑是在空中最频繁地扇动着翅膀的词语之一，它们随同巴黎街头到处可见的鸽子，上下翻飞于法国人生活的每一个瞬间。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据历史学家的看法，该词已成功取代并综合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美术”和“古迹”这两种重要的表达法（注：Jeau-Michel Leniaud,L'utopie franaise.Essai sur le patrimoine,Paris,Mengès,1992,P.1.）。它的适用范围，亦已扩展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不仅仅是历史的、艺术的和考古学性质的，而且是民族学的、生物学的和自然的；不仅仅是物质的，而且是非物质的；不仅仅是国家的、地区的，而且是世界的、普遍的”（注：Dominique Poulot,Introduction Générale,L'Esprit des lieux:Le patrimoine et la cit,Pressé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1997,P.16.），以至于法国人为此专门发明了“patrimoniliser”，（“遗产化”）一词：只要某个认证机构的魔杖一指，顿时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让琐屑成“遗产”。

      然而，在所有“遗产”中，真正让法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无疑首推它的“民族／国家遗产”（即冠以“法兰西”的一切）。法国人并不是不喜欢“世界遗产”（法国是世界遗产的第四大国），而是它的“世界遗产”远远没有它的“民族／国家遗产”更有名。举例来说，巴黎的历史地位形成于中世纪，到了近代，它已成为欧洲乃至整个“19世纪的首都”（本雅明语）。正是它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地位，导致了表面上看一个奇怪的现象的产生：很多人都不知道，巴黎只有一处世界遗产，但它既不是大名鼎鼎的巴黎圣母院、卢浮宫，也不是光怪陆离的蓬皮杜中心和巴黎的象征埃菲尔铁塔，而仅仅是塞纳河的一小段河岸（1991年）。应该说，是“世界遗产”得益于它的“民族／国家遗产”而不是相反。显然，这段河岸若离开了上述沿途依次展开的风景，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关于它的“民族／国家遗产”的一切，大到塞纳河水位的上涨对卢浮宫的潜在影响，小到一个城堡的火灾，都是法国媒体长期报道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