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近代以来的世界性动向；当然，它首先从欧洲开始，就动力来源及展开时空而言，现代化过程无疑呈现了由西向东的延展性。在此意义上，现代化以及由此过程而来的“现代性”，首先是西方性的。无论在现代化发源地的西方还是在接受西方现代化影响的东方，人们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曾经认为这个现代化过程具有同一的模式，与之相应，“现代性”亦是一个单数概念(modernity)。然而，20世纪后半叶，世界的许多不同区域都逐渐进入了所谓现代化阶段，而它们所呈现的现代性则各有特征，也就是说，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的现代性表现：这不仅存在于现代化的先发和后发世界之间，而且，即使在欧美现代化的先进国家之间，人们也越来越注意到它们的差异。似乎可以说，现代性从最初的单数成为复数，这一点逐渐获得了人们的认同。学术思想界，所谓“多元现代性”突显出来，日益成为一个关注焦点。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学术刊物DAEDALUS，在新世纪之交的2000年冬季号，专以“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为题，刊出一组包括艾森斯塔特(S.N.Eisenatadt)《多元现代性》在内的论文，清楚明确地质疑了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是世界上普遍而同一模式的观念。 这一意识，对西方世界而言，确实需要在非西方世界的现代性逐渐成型之后才呈现出来，在此之前，它并不构成真正的问题性。然而，在非西方世界，比如说中国，却似乎已可窥见些许痕迹——虽然，20世纪初年以来的中国思想者不会以“多元现代性”的名义展开论说。 一 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一个根本处境，即中西的相遇和冲突。“西方”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存在，而且，现代的这个“西”——欧美之“西方”不同于以往那个“西”——天竺之“西天”，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强大“他者”，对于中国的物质和精神世界构成全面的压力，直接威胁到本土世界的存续。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双方在这样的一种基本是单向度的关系之中，极易形成一种单线性的观念反应。 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的反应，依照梁启超1922年所撰《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清楚明了的解释，大致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最后是文化的逐步深入：“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的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这样的一个说明是合乎历史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得到了当时许多人的认可。不过，如果仔细考虑这一近代中国发展的基本描述，可以清楚意识到它在中西之间展开多层面全面比较的后面所蕴含的单一性：即在器物、制度和文化根本上，中国比较西方，都“感觉不足”。而这正是现代认识的主流。 19世纪曾经风行一时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虽然认为中国文化本身有欠缺，然而，西方的外来冲击尚不足构成根本性的动摇。在这个思路里面，还是传统的所谓“体”、“用”关系起作用。然而，19世纪中后叶一系列的失败，加以90年代末进化论观念的输入，使得中西之间的冲突高度尖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0世纪中国思想在中西关系问题上的主流，是面对西方的进入而积极容受，用以实现传统的变革。一般的情况下，这一流脉的观念，往往从时间的维度上理解中西之异，以为两者之间具有历史阶段的先后之不同。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他当然应该算是一个坚决认同西方历史、文化趋向的人。除了具体的历史经验的原因，在思想资源上，陈独秀的信念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所信奉的进化论。自从严复翻译出版了赫胥黎《天演论》（1898年）之后，社会进化论在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自然与他们对于当时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形成此地位的原因、乃至未来前途的焦虑相关：社会进化论成为他们强调中国的危机地位、呼吁全面变革以求保国存种的利器。陈独秀就曾表达过面对中国在西方神速进化的对比下大大落后的悲观意识：“欧美文明之进化，一日千里，吾人已处于望尘莫及之地位。”（注：陈独秀《通信》，《新青年》1916年第11期。）以此为背景，观照中西文化之异时，陈独秀倾向将两者作历时性的定位，认为东西之异正是古今之别。他的《法兰西与近世文明》（1915年）分别了“古代文明”和“近代文明”，他概括两者的特征说：“古代文明，语其大要，不外宗教以止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扬神武，此万国之所同，未可自矜其特异者也”；“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东方的中国与印度一样，两者“虽不无相异之点，而大体相同，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而“近代文明”是西方“欧罗巴”所“独有”的：“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即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摩亚细亚者，皆此物也。”以“进化论”的眼光来看，西方“欧罗巴”文明之优越中国文明是毋庸言宣的。自然，需要做的就是抛弃属于过去的既有的旧文化，而投向新的西方文明：“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二十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世界进化，寖寖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而已耳。”（注：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年版。）如此观念，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屡屡可见。即使不是陈独秀那样富有情感、议论风发的文字，而作较为客观平实比较中西文化的讨论，其论断也大抵如是。常燕生《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1920年）是当时在方法和观点上都很有典型意义的一篇文章。他举列了许多中西对比的特征后提出，东西文化的这种种特征之不同，“关系是前后的，不是对峙的”，也就是说它们呈现的不是一个历史时段之中的差别性，而是不同的历时层面之间的差别性，“我们现在所勉强可以叫做东方文明的一点东西，仍然就是几百年、几千年以前的那点东西，所以古代文明所有的特质现在仍然保存”，人们不过“误以古代文明的特质当作东方文明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