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编纂刊物，当求读者的参与和首肯。本期《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理论、文化体制改革、文化遗产等论题。为突出问题意识，今后本刊的编选将更加专题化，以求研究的深入。“掘井及泉”，当是学术之公则。 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已走过单一模式的阶段，“多元现代性”日益凸现，现代性已从最初的单数成为复数概念。从学术上看，多元观念日益兴盛，它已成为学术思想的重要潮流。《类型与时代》一文对此作了仔细讨论。 从根源上说，多元现代性源于文化的多样性。但是今天，作为长期以来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的文化多元性遭遇到巨大的挑战。西方经济学家斯蒂芬·玛格林曾说：“文化多样性可能是人类这一物种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单世联从文化产业的传播特性、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等方面概括了当代文化的趋同性，又分析了当代支持文化多样性的三种力量：国家化的文化政策保护、本土化的自我意识、个体化的自由选择。作者认为，只有经受了全球化时代洗礼的多样性才是值得文明向往的多样性。徐贲则进一步论证了两种不同的全球化理论。一种是，全球化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世界一波又一波历史性冲击所积累的结果；另一种则更关注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需要，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制度保证。本期编选文化部部长孙家政、文化理论家李宗桂的文章，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而祁述裕的文章则对中国和欧盟国家在文化体制、文化政策等方面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作者认为，在文化产业发展上，中国政府比欧盟多数国家面临更多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比如欧盟多数国家经过长期发展，文化市场体系较为完备。而我国政府则面临着建设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的紧迫问题。欧盟多数国家有着较为完善的金融体制，投融资渠道较为通畅，我国政府则面临着如何尽快拓宽投融资渠道，为文化产业发展注入动力的紧迫问题。 当代世界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在各国社会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非政府组织(NGO)发展迅速，其发展态势相应地呼唤NGO文化的形成。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是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相信随着我国NGO的进一步发展，将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出现。 什么是文化遗产，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是需要认真考察深究的。本期选编李军对这一当代观念所做的知识考古学探索，发掘其层层叠加的含义。作者认为，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的取舍之间，隐藏着一段文明冲突的历史。而徐嵩龄的文章，则以丰富资料为基础，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的改革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与评论，作者讨论了这些改革对中国的启示，以及中国文化遗产管理制度改革的特殊需求和独特的改革路径。 “关键词”研究是当代学术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对于关注某一问题的研究者，有引领门径的作用。本期我们编选了“个人主义”分析。作者探讨了西方文化历史上和中国语境下的“个人主义”观念的变革、译介、影响，有参考价值，可惜是相关资料、参考文献准备不足。而王志强对欧洲文化概念的梳理和对欧洲文化概念与文化理论的发展所作的综述，无论对于我们了解相关的思想学术史，还是面向现实解决实践问题，都有一定意义。 在今夏的酷暑中探讨文化的诸般问题，有几分责任，几分热情，再加几分无奈。设若笔底响惊雷，文情挟雨意，精神沐浴不亦见凉意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