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是当前“非传统安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子域”。“文化安全”问题 的突显，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和随之产生的“文化全球化”趋势，导致了不同国家的 强烈反应(注：如美国学者彼得·伯杰在新近出版的《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当今世界的 文化多样性》一书中说：“我们现在见到了一场文化地震——文化全球化，它几乎涉及 地球的所有地方。这场地震袭来时，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反应。有些人是安然接受，有 些人是力图抗拒，他们或是借助于宗教，或是借助于民族主义。由于这两种姿态都需付 出高昂代价，如完全孤立于全球文化之外，就必须会完全孤立于全球经济之外。”)[1] 。由此，“文化安全”在当代主要指人们认为自己所属的国家与民族的“文化特征”不 会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逐渐消失或退化的“安全感”，具体指人们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管 理制度、语言和信息、国民教育体系等问题上的安全感。 一、国家体系中文化安全的三个基本方面 简明地讲，我们可以从政治文化安全、语言和信息安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三个方面 讨论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 首先，当代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主要指政治文化安全，包括基本政治价值观和 社会管理制度两个主要方面的安全。这里的“政治文化”采用的是中义的概念，即指一 个国家与民族的政治观念体系和政治体制特征(注：狭义的政治文化观念一般仅指政治 观念或政治意识形态；广义的政治文化概念则泛指一切带有政治意味的生活方式和行为 模式；中义的政治文化概念强调“观念 + 体制”，意指政治观念及与之相配套的政治 体制、政治制度、社会管理机制等。)。如柏林自由大学学者哈夫顿多恩提出：安全是 一段时间内对价值和(或)体系的维护。这里的价值是一种综合体，它包括国家内部的政 治体系、经济体系、军事体系、文化体系、民族体系、科技体系、生态体系等[2](p.5) 。应该看到，文化安全、政治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是三个在内容上重叠和互动的概念， 正如巴瑞·布赞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3](p.192) 政治文化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国民身份认同的基础。维护国家政治文化安全主 要是维护一种适合本土自我组织和管理的价值观，以及与这种观念体系相配套的政治制 度和社会管理机制。当代的政治文化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各国政府对本国现代化道路的 选择和决定上，这种选择和决定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国家文化主权的牢固和稳定程度。从 理论共识上讲，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和维护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现代化道 路，如价值观念体系、制度变迁、发展规划、改革进程时间表等。但在现实中，许多国 家仍然感到这种文化主权因为各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等硬实力的差异，以及全球网络带 来的信息流动、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等原因，而出现各种形式的本土 文化受到威胁；与之相对应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一般是指弱国针对强势国家可能 的“文化渗透”或“文化控制”采取相应的“反渗透”和“反控制”，以免本国和本民 族的价值观、行为模式和社会制度被干扰、重塑和“同化”。反之，强国的“文化安全 战略”则是向外推广或扩张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 ，“扩大民主社会和自由市场国家大家庭有利于美国所有的战略利益”[4](p.279)。美 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扩大民主国家大家庭而取得价值观的安全”[4]( p.251)。 其次，文化安全问题也体现为语言安全和信息安全。语言从来就是政治、文化斗争的 有效工具，是获取民族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保持和发展国家—民族共同文化 的重要内容。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共和国的民族精英在语言和宗教上的长期不和， 造成了南斯拉夫的崩溃，在长达几十年有关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还是“克罗地 亚—塞尔维亚语”的语言性质之争后，大批克罗地亚知识分子在1996年发表了一个宣言 ，坚决主张克罗地亚语是一种性质不同的语言，官方应当对其做出不同对待。但“这种 将语言加以区分的努力被标上民族主义的标签，且遭到了强大的政治运动的镇压”[5]( p.119)。墨西哥教授R·斯塔温黑根指出：“……类似的例子很多，但应该注意，它们 并不完全是文化冲突，而是在文化问题上的政治冲突。社会在其民众中解决文化差异的 方式也许会非常政治化，而且这些问题往往是在政治层面得到解决。”[6](p.103) 在19世纪前后的两百多年中，西班牙语、荷兰语、法语、英语和德语都曾在比自身国 土更大的范围内广泛传播，用语言“征服和清洗”异族文化的行为此起彼伏。到20世纪 ，英语(也包括美语)因为美国的技术和经济领先，文化、学术产品的大量输出，而持续 占据强势地位。专家们估计，与世界上大约两百个独立国家相对应，存在着大约一千个 主要基于语言差异的不同的民族群体[5](p.101)。人们担心：如果英语成为惟一的国际 性语言，那么，与之对应的是不是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继续消失?英语的长期进入， 会不会使一些国家的语言文化纯洁性和独立性受到冲击?好莱坞电影的世界性扩散，会 不会导致混杂着英语的表述方式，在各国媒体和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CNN新闻机构的遍 布四海和24小时滚动式播报，会不会让西方式问题评说被新一代年轻人普遍接受?当今 世界的四大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和法新社都属于发达国家，西方国家 可以利用信息技术上的优势轻而易举地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有选择的信息输出，控制、影 响发展中国家的信息。这些天天与我们打交道的“国际新闻”，会不会逐渐影响我们的 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并进而影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他人的理解? 再次，文化安全问题也体现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上。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民族而言 ，本土精神的沿续和传统文化的继承主要是通过国民教育体系和媒介宣传两大渠道完成 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是每个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团体和个人都从中受惠的社会管理 机制之一。无论是关系政府合法性的政治意识形态，还是关系每个公民个体生活质量的 职业设计和精神发展，教育领域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安全而言，都是根本保障和基 础设施。但经济贸易的全球化进程，已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各国的教育体系和人们受教 育方式的选择。一方面，全球共同市场的社会化标准导致各国经济运作、资本流通和社 会管理模式的趋同；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跨国贸易和交往要求各国在通讯技术方式 上统一对接，专业人员在基础知识能力上符合相似的评价标准。由此及彼，今天的各国 教育在理工科方面出现越来越明显的趋同，工商管理也与计算机专业一样，出现了“国 际通用技术”的培养模式，如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各地对MBA(美国哈佛大学创办的工 商管理教学模式)的推崇与需求的快速升温、美欧名牌商学院纷纷在世界各地开办学校 。与此同时，数字式网络的飞速发展和交流手段的革命也引导全球教学模式的标准化。 法国教育科研和技术部部长克洛德·阿莱格尔在1999年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说： “如果美国人到全世界办他们的大学，那就将是一场灾难。如果那样，我们将准备反击 ，包括在函授教育领域进行反击。”[7](p.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