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国内学术界在论及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时，论者主要涉及了以下五个方 面的问题：(一)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创造政治稳定的局面；(二)全面发展经济， 奠定国家强盛的基础；(三)放弃闭关自守，坚持对外开放；(四)重视改革，不断创新； (五)抓住机遇，及时决策。毫无疑问，这都是十分必要、十分重要的。但是，当我们就 上述问题进一步探究“为什么”等历史认识范畴中的价值判断时，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 到蕴涵在这一切背后、直接促成这些国家崛起厚重的文化因素。探讨这个问题，这在今 天“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尤其重要。因为独立的、繁荣的民族文化，是一种强大的精 神力量，同物质力量一样，也是民族国家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前提之一，而且在特 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文化——精神力量有时甚至会发挥出比物质力量更重要的作 用。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任何一个经济上贫穷、政治上分裂的国家都 不可能崛起，发展壮大；同样，任何一个充斥着文盲，文化贫乏、落后的国家，也不可 能崛起，发展壮大。沿着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探讨这个问题，对于正在实现伟 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来说，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上，曾经出现过汉、唐王朝的辉煌盛世。这种辉煌盛世，又是和秦汉 、隋唐时期的文化高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现象并非中国所特有，而是人类历史进 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历史现象。因为文化是社会的内涵，作为价值体系，存在于社 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之中。总之，文化是毋庸置疑的社会存在。对于这个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的思想家早有明确认识。例如，1919年秋李大钊在论及中国的未来时说 ：“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 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李大钊这里所说 的“精神”，即是“文化”的同义词，所以他认为这种“精神改造运动”是“文化运动 ”的内容之一[1](pp.235-236)。这里，李大钊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精神”、“文化” 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改造中特殊的意义。1920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 华民国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遇》中，强调国民的能力决定一国事业的成败，“一 事业之完成，大非易易，故一国民在一时代间，往往仅能完成一种事业，或以一种事业 为主，而其他为辅”。而“国民能力”的培育，则应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用“世界史的眼光”汲取外来文化的有益内容。他说：“中国文化，本最富于世界性， 今后若能吸收世界的文化以自荣卫，必将益扩其本能而增丰其内容，还以贡献于世界， 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必在人类进化史上占重要之职役”[2](文集之三十六)。这里 ，梁启超不仅看到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而强调了汲 取世界先进文化以丰富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其能够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能够发挥更加积极 的步进的作用。 美国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在《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对100余 种文化的定义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他们认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 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 制造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 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英国人类学家K.B.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认 为，“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是复杂生活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 、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习惯”[3](p.56)。英国 另一位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在对文化进行分类时，将“社会组织”、“精神文 化”与“物质设备”及“语言”相并列。中国学术界把文化分成“广义的文化”和“狭 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主要指人类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主 要指观念形态的精神产品，以及文学艺术和语言等等。 由以上不难看出，文化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后天形成的 。在形成过程中，它既表现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产物，同时也表现出它是推动社会进步 和发展的力量。总之，文化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发展，不仅 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而且还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经济崛 起的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在文化上崛起的大国。“工业化是一项具有巨大历史威力并不 断前进的过程。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另一件百年才逢一次的大事如此改变地球的面貌及 其居民的生活”[4](p.200)。工业化和工业时代的到来，不能脱离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 基础，同时也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文化的积累。 如同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力量不能自发形成一样，文化力量也不能自发形成。 因此，综观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大国崛起中的文化建设，以 及对文化力量的积极培育。和教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才”的培养，应是文化建设的 核心。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原强修订稿》中曾指出，达尔文、斯宾塞进化理论的核 心内容是如何自强。自强，并不仅仅表现为血气体力或聪明智虑等方面，而是“德行仁 义之强”。这里的关键是开发民力、民智和民德，“此三者，自强之本也”。在《救亡 决论》中，他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一个民族的综合素质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如果科 学技术再发达、经济再强大，但是没有人才，只有奴才，那迟早是要失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