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是一种文化现象。近年来，“交往”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热点。人类学意 义上的“交往”，指的是作为人类共同体(族群或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往来和自我认同 ，同时也指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群体交往或个体与其他个体(有时也可以是群体)的往 来。 一、族群交往的重要媒介：语言符号 语言是族群边界的一个重要标识。只要族群保持高频率的交往和维持族群边界，语言 的重要性就不会减弱。在族际交往的过程中，语言符号既是交往的重要媒介，也是族群 认同的基础。 语言服务于理解，它具有能指和所指的双重含义，并在通讯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功能。[ 1](P28-29)[2](P158)霍伦斯坦认为，日常语言中的情绪或表现功能、促动功能、接触 功能、认识或指称功能、元语言功能及诗的或美学的功能大量重叠，但在具体语言情境 中往往以某一种功能为主。[2](P159-168)对于人的交往来说，应当重点研究的不是语 音和语法，而是语义和语调。因为蕴藏在语言表面下的意义组成了语言交流的真正结构 ，同时，一个人说话的神态、风格、语调和言词也起着传播信息的作用。日常话语往往 是交往沟通的主要行为和工具。为了保证对话交往的合理性，哈马贝斯明确提出了言语 有效性的四个基本要求，即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并且认为只有这些要 求确实被交往的参与者们认真地遵照执行，交往活动才可以不受干扰地继续下去。[3]( P3)哈马贝斯从语言学的角度揭示了人群交往活动内在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抓住 了影响人们正常交往的重要症结，但他把语言抽象化，赋予它一种先验的价值，并视其 为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和推动社会进化的决定性因素，则有悖于社会交往的实际情形。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手势体态、服饰装扮、图形标识、实物器具及礼品仪式等交往 传播工具或手段与语言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符号的文化体系，才使我们能够描述自己的 经验，交流自己的思想，形成人与人的互动，也才因此能区分“我群”和“他群”。 作为符号的语言在族际、族内交往中的使用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族际交往使用“通 用语言”，族内交往则使用本族语言或方言。语言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民族语言的 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使用者的民族认同。方言是语言的变体，它主要指的是地域方 言。同一种地域方言集中分布在同一个地区，不过也有移民把它带到远离故乡的地方， 久而久之演变为新的地域方言，成为这些移民族群区别于移入地其他族群的一个重要边 界。于长江先生在云南丽江县鸣音乡多民族社区的调查结果是：“除回族外，本地各族 均有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在语言不通时，大部分村民以纳西话作为通用语。傈僳族几乎 都会说纳西话，但在家庭生活和同族之间比较多的是说傈僳语。”；“在汉族和纳西族 聚居的村落，纳西语是通用语，汉族之间也讲纳西语。”；“在彝族村，彝语是通用语 ，由于彝族人与外族交往相对少一些，语言环境单一，有些人不会说纳西语和汉语。在 普米族村，通行普米语，但普米族人与纳西族、傈僳族、藏族交往很多，人们都会说当 地的通用语——纳西语。”[4](P415) 一般来说，当地人常常赋予语言一种强调认同、区别他人的意义。“在多民族聚居的 村落，语言使用呈现一种‘梯度选择’的特征：不同民族的人相遇，首先选择其中一个 民族的语言，如果不懂，再选择另一种民族语，如果还不通，则使用本地通用的纳西语 ，如果还不通，则试用汉语。”[4](P416)对于同族人来说，本民族语言具有强化认同 的功能，但它是相对的，它会随着认同范围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认同层次。对于同一村 落的居民来说，不同的民族语言强调了不同的民族成分，但对于一个来自内地的“外人 ”来说，村中不同居民可能同时使用当地的通用语来体现他们共同相对于“外人”的、 高一层次的认同感。[4](P416-417)因此，语言符号既是族际共享的，也是某个民族或 族群独有的。不同场景下的语言符号和语用，反映着族际、族内的文化交流情况，它在 沟通族群交往的同时，也构筑了族群的文化边界。 二、族群关系的变化测度：风俗习惯“共识域” 在人们的交往中，双方共同拥有的经验范围习惯上被人们称为“共识域”。社会生活 中人际间的日常交往活动，大多以一种非正式制度的规则来规约。这种非正式制度的规 则通常渗透在风俗、习惯、礼节和仪式等传统生活方式或行为方式中。 非正规规则的风俗习惯是在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中产生和不断传承的，并影响着 人们的交往活动。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 人的头脑。”[5](P585)风俗习惯的存在是客观的，它对人们的交往活动有着正负两方 面的影响。一方面，风俗习惯能够促进某一地区某一族群的共同价值观和群体认同感的 形成，增加群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进而增强族群的“本群”意识，另一方面，风俗习 惯又会加深某一族群与其他族群之间的隔膜、疏离或对立，增加人们在跨区域跨民族社 会交往方面的难度和成本。港澳地区历史上华人与国外族群之间的隔阂、矛盾或冲突， 除了西方殖民者的“殖民化”统治之外，也与当地各族群的风俗习惯不同有一定的关系 。[6](P20-26)[7](P10-19)但是，长期的社会交往使各族群的风俗习惯亦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共识域”。例如，香港居民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多种宗教，崇拜 玉皇大帝、天后和关帝等民间神灵。他们不仅信命相、风水，而且还相信西方传来的数 字和星座算命。香港普通居民的婚礼也大多是中西合璧式的，他们既到婚姻注册处登记 ，在教堂进行西式婚礼仪式；又有拜祖先、“斟新抱(新媳妇)茶”的旧习俗。其宴请亲 友，一般是举行中式宴会。香港各族群开展社交活动的方式通常是茶会或酒会。饮茶是 香港人社交聚会的一种方式，但只限于人数较少的场面。他们托人谋事，常说“我请饮 茶”。如果要大量结交朋友，通常需要参加西式酒会，这是华洋杂处的香港社会最受欢 迎的一种社交活动方式。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曾根据香港华洋杂处、中西交汇的特点 ，给公务员订出了元旦、春节、清明节和复活节等17天的法定公众假期。此外，不属于 法定的节假日还有父亲节、母亲节和情人节等。香港居民在这些节假日期间与亲朋聚会 和礼尚往来，既反映着中国传统风俗习惯的延续，又体现着当地族群浓厚的功利主义意 识。这是香港社会中西合璧、传统与现代习俗交织的综合表现。[8](P118-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