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现实化的民主

      “我们正在目睹一个经济全球化?当然。一个政治考虑的全球化?毫无疑问。而政治意 识的普世化——当然没有。”

      米歇尔·福柯，“关于一种不适伦理学”(1979)(注：“关于一种不适伦理学”(For

      an Ethics of Discomfort)，载于《真相政治学》(Politics of Truth)，S.洛特兰热 编，New York,Semiotext(e)，1997。)

      9月11日侵入我们家中的死亡、毁灭与勇气的图像令我们确信，这些不可思议的情景属 于与我们相迥异的道德世界，来自恰同我们人类本性相悖的人所实施的行为。(注：该 文是霍米·K.巴巴于2001年10月9日在柏林世界文化宫(House of World Cultures)的

      Documenta第11届论坛上，以去现实化的民主为主题的发言“民主的艺术”(The Art of Democracy)的删节版。)然而CNN(美国有线新闻网)却做了一种冷静的叙述。当头条新闻连篇累牍地为炼狱般的场景所充斥时，屏幕下方的滚动新闻在对勇敢者与遇难者的清点中夹杂着好莱坞电影的名单——那些曾多次讲述类似故事的和新的、尚未发行的、将再次讲述此类故事的电影。长久以来曾经仅出现在动作电影中的情节变成了战争行为。同样的场景，不同的影片。

      我不想谴责好莱坞，也不想对大众传媒中的暴力进行指责。并且，我当然也明智地没 有暗示生活源于艺术，因为那罕有发生。我选择将全球恐怖动作电影流派作为开始，是 为了引发人们对广泛讨论的文化假定的思考，这些假定设想了种种极端事件。

      关于文明冲突的充满论战和使人铭记于心的叙述常常被用来为平民鲁莽的破坏行为进 行辩解。这些平民由于他们的文化(被视为他们的“第二天性”)而被怀疑与其传统和性 格的“罪过”有染。只有那些保证最广泛的民主参与和保护其公民——他们的多数与少 数——的北方与南方、东方与西方的社会才有资格做出“正义”战争所要求的极其困难 的决定。从民主团结、而非复仇的意义上对抗恐怖，给予了我们一丝微弱的希望，一个 我们也许能够建立起一个通达公民自由和人权的全球社会图景的希望，一个带来普遍、 协作的公民身份的共同义务与责任的希望。

      在和平与繁荣的时代，关于文明的争论不那么引人注目，而在暗中却是愈演愈烈。西 方“文明”世界防御工程的实施是为了迎合被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描述为保护“ 完善的资产阶级文明”(intact bourgeois civilisation)的当务之急。例如，约翰· 格雷的《伪曙光：全球资本主义的妄想》一书，对美国“全球市场”专制进行了肝肠寸 断的哀诉，表达了对伊甸园般的西方“完善的资产阶级文明”的丧失的悲痛之情。这种 文明现在为那个“美国大反动”所挟持，体弱多病的亚洲四小龙还要靠这个负心者的奶 水养育。格雷认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

      在完善的资产阶级文明的先决条件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律令之间，出现了一个矛盾…… 结果，为人们所熟悉的那种中产阶级生活与工人阶级生活之间的反差已经在现实中消失 。战后那种资产阶级化的潮流正在逆转，劳动人民在某种程度上被重新无产阶级化。( 注：约翰·格雷，《伪曙光：全球资本主义的妄想》(False Dawn: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New Press,2000，第217页。)

      以一种“完善的资产阶级文明”为道德轴心来思考全球“矛盾”，格雷指出关键的问 题在于文明/文化“起源”的层面。在格雷对巨大的“文明的冲突”的说明中，正是这 个观点使其具有了一种令人不悦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棱角”。全球市场的出现“在加速 美国的非欧洲化和非西方化的过程”。(注：约翰·格雷，《伪曙光：全球资本主义的 妄想》(False Dawn: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New Press,2000，第217 页。)在世界的另一端存在着“无政府的”亚洲全球市场和小龙经济体，“摧毁了各种 旧的资本主义，孵化出了新的资本主义，却把一切置于持续的不稳定状态中”。(注： 约翰·格雷，《伪曙光：全球资本主义的妄想》(False Dawn: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New Press,2000，第216页。)尽管亚洲社会制度的“现代化”(或 曰“西化”)已历经了几个世纪，创立了他们自己对“另类的或相反的现代公共领域” 的理解，格雷仍将亚洲市场难以应付的问题描述为剥夺性的亚洲社会的暗影世界的一部 分，这个不甚社会性的，尚不文明的世界，

      在很大程度上是潜在的社会和文化体制，其惯例浸透着当地历史和传统知识……如果 我们以历史为向导……亚洲资本主义将脱离当前这个变化莫测的危机，而不是复制任何 西方模式。但即使亚洲资本主义与某些“西方”的模式趋同，它也要经过文化和政治变 化的创伤性过程，这一过程要跨越几代人。(注：约翰·格雷，《伪曙光：全球资本主 义的妄想》(False Dawn: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New Press,2000，第 221页。)

      在这个患难与共的时刻，我们能够呼唤谁的历史以及何种形式的文化理解与批评?我一 直认为，当面临发展的危机和民主的危险时，我们关于平等与正义的最好的教训是得自 那些被边缘化的人们——他们在自由主义的殖民化与奴隶制工程中收获了它的苦果，而 非那些称自己为民主温床的帝国主义和君主国家。根据民主政治未实现的理想指出其危 机并不足以构成对它未能实现承诺的质疑。“不足”往往是民主话语的一种战略“必然 ”，它承认失败是其进化的、乌托邦式叙事的组成部分。其论据不外乎如此：我们失败 是由于我们是凡人，为历史所束缚，民主的信念不在于其完美性，而在于我们的坚定和 前行，在于我们承诺为自己设定最崇高的理想并努力为之奋斗，以修正和重塑我们“最 完美的自我”(best selves)。以这样一种“去现实化的”和“乌托邦的”内在辩证法 去对抗“失败”的负面例证，仅仅是为了给自己提供一种奇异的道德连贯性和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