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岁末天寒，回顾这一年思想文化事件，可圈可点处不少，能说能论者不多。笔者拟集 中论述这一年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事件。 先说事件和趋势。 1.蒋庆读经与龙场会讲 蒋庆本为深圳行政学院教师，2001年提前退休，于贵阳龙场王阳明悟道之处建阳明精 舍，讲习儒学。7月10日至17日，蒋庆邀请盛洪、康晓光等文化保守主义人士以“儒学 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阳明精舍。 2.“公祭”孔子 孔子诞辰2555年，作为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的核心内容，祭孔大典首次由民间活动转 为官方主导，即所谓“公祭”。9月28日，曲阜市市长颂读祭文，献花篮，之后孔、孟 、颜、曾后人及教师、海外华人、境外人士等代表团分别向孔子敬献花篮，拜祭“万世 师表”。此前曲阜祭孔，都由民间承办，当地政府介入，则为建国后第一次。此举由新 华社报道后，立刻引来舆论不安与尖锐批评。 3.北京文化峰会及甲申文化宣言 9月3日至5日，以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五位的名义发起，由中华民 族文化促进会主办，共有72位名流参加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是“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闭幕会上通过和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 ，向国际社会表达”他们的“文化主张”。目前可见的批评，可能以袁伟时先生最为尖 锐。他针对此事撰文指陈：要创造中国文化新的辉煌，传承固有的优秀文化成果固然重 要，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尊重知识的环境，让具有原创力的当代 优秀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能够脱颖而出，这才是中国文化惟一的出路。 4.读经论辨 另据报道，民间悄然兴起读“经”之风，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有五百万个家庭、六 十多个城市少年儿童加入诵读儒家经典行列。蒋庆则主持编辑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 育诵本》，系统地提出以背诵为主的教学方法。旅美华人学者薛涌发表文章，激烈批评 上述现象，题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 民运动似乎正在开始”。7月22日，《南方周末》刊出薛涌、朱国华、秋风和刘海波的 四篇文章，讨论蔓延到网络论坛，反对者众，支持者也并不微弱。 5.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原来被认为可能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比如刘海波、秋风、王怡 、范亚峰，明确支持儿童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包括儒家经典。他们的学理依据与蒋庆及 北京文化峰会不同，并不是来自儒家圣贤，而是来自哈耶克和苏格兰道德哲学，一种具 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宪政主义框架。在他们看来，建立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 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法学界也出现一批学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持同情的 理解：夏勇从民本思想发展出民权思想，武树臣从中国司法传统中发掘判例法《普通法 》传统，杜钢建提出儒家宪政主义，萧瀚提出科举宪政主义，并主张恢复繁体字。 二 蒋庆读经非今日始。但今年能闹出这样大的动静，则恐非蒋庆一人能料及。1994年我 去深圳开会结识这位朋友，那时他已经开始穿中式大褂。十年来他行装不改，主旨不变 ，应该得到众人尊重。我以为，民间活动不涉国有资产流失，确实应取“可以、可以、 也可以”的态度，无论是《易经》、《圣经》，或是《可兰经》，都可以读。即使那批 中青年朋友要从儒家、老子那里寻找传统资源，我也不反对，尽管也有保留。但所有这 些文化保守主义取向，是否也应有两条共识：对内不能强制，倘若只可背诵，不许质疑 ，则确实与现代蒙昧无异；对外则不能借行政力量以壮威，像曲阜地方政府所为，引起 不必要的历史记忆，理应批评，甚至谴责。若以这两条共识衡量，蒋庆关于读经只能背 诵不可质疑的说法，确实过火；但他的对外原则却处理得较好，远走贵州龙场，可谓洁 身自好；群贤毕至的北京峰会则反而不如这位“文化个体户”，无论是聚会场所，还是 发表宣言的地方，取舍之间欠思量，出处辞让乃儒者大节，似不应那么随便。 就内容而言，蒋庆的政治儒学和《甲申文化宣言》如出一辙。只是前者不绕圈子，坦 白直露；后者要多说几个“但是”，在“但是”后面做文章。那些说法作为对“五四” 文化激进主义的反弹，也不是不可理解。就历史后果而言，“五四”扭转此前五十年的 历史走向，导引此后几代知识分子“以俄为师”，作为知识分子的内在反省，不能不从 五四始。就文化本身而言，“五四”使中华民族的注意力从具体的政体改制转向文化改 造。 二十世纪发生过三次文化论战，复古派与西化派争得你死我活，却是同一个“文化决 定论”的两极震荡，都把中国的存亡兴废归结为文化问题，除了转移社会政治层面的注 意力，在思想学术层面，也乏善可陈。没有积累下多少积极成果。今日中国已经没有二 十世纪最初十年的外部危机，改革25年曲折经历也历历可数，阻碍中国进步者，不是“ 外部影响”，也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吾土吾民每日每时就在眼皮子底下发生着的非 文化问题。在这种时候，可以“研究”文化，也可以“比较”文化，但最好不要强调文 化，更不要把所谓的“文化误区”再一次归结为外部影响。倘如是，就不是反拨“五四 ”之失误了，而是重蹈“五四”之误区。 中国人文学者好谈文化、侈谈文化，在世界历史上大概只有另外两个民族可以“比较 研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法国。十八世纪德国初起，在文化上有后起民族之自卑， 于是发明出“文化”优于“文明”的概念，证明“日尔曼文化”比“法兰西文明”高级 。内里却反映出德国知识界的卑琐，以致马克思反讽自己的祖国，是“头足倒置”，“ 只敢在头脑中完成邻国在政治上完成的变革”。法国自十八世纪末叶衰落，从此也以“ 文化”自慰，对外夸大自己的“文化优越”，只是二等国不甘人后却又不思进取的怨妇 心态；知识界对内高唱“文化革命”，则反衬出这个阶层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失败与无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