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辉煌历史的地理基础 《21世纪》：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以一本“从月球看地球”的《全球通史》把 单个国家的历史置于全球背景之下。您在千年之交曾经作为一名人文学者考察了南极， 当您站在这地球最后一块净土时，是否也曾对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感 触?站在人类的角度看中国，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葛剑雄：的确，从南极看中国的历史感触颇多。而一幅南极地图也反映了整个世界近 代史的格局。在这幅地图上你几乎找不到中国人命名的地名，因为重要的地名已经被先 到的国家命名了，留给我们命名的地方非常小，以至于在一般的地图上根本看不到。即 便亚洲也只有个别国家，比如日本命名了一个小海湾的名称。 但是南极被发现时，中国正处于国力强盛的乾隆年间。那些最早到南极的国家，当时 并不怎么现代化，凭借的不过是木结构的帆船。中国也有这个能力，但是根本的在于没 有一点对外发展观念，仍然认为中国是天朝大国，无所不有，无求于人。 当然这有地理条件的因素。那些最早到南极的国家有着国内经济发展对开拓海外市场 和殖民地，甚至掠夺财富、称霸世界的迫切的需要。而在当时农业社会的情况下，中国 的地理条件完全能够养活自己的人口，不需要对外扩张。 但是这依然提醒我们，落后不仅包括物质上的落后，也包括观念思想上的落后。一个 民族的前途如何，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超越传统的观念 ，超脱现有的物质条件、环境，提前考虑自己的未来。 另外一点就是海洋的意义。世界的未来某种程度上是海洋的世界，海洋不光是国防安 全上的意义，也有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意义。地球的陆地已经开发得差不多了，而海洋还 远远没有利用，今后世界争夺海洋是个重要的方面。而且只要有国家，国家利益总是第 一位的，在国家没有完全消亡以前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海洋更加应该充分重视。在未来海洋世界，如果中国没有发言 权，对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影响巨大的国家来讲，这样的发展肯定是不完整的。尽管这 两年我们对海洋、极地的投入增加不少，但是跟捷足先登的发达国家比起来，我们无论 是重视程度还是政府投入还是相当差的。而这是事关未来的发展战略。 《21世纪》：中国古代的辉煌历史地理基础何在?这种条件在现在是否仍然发挥作用? 葛剑雄：中国古代文明的地理基础是黄土高原和黄土冲击的平原，以及当时的气候条 件。 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早期文明全国各地都有，但是现在在黄河流域以外，我们却很难 找到一个从一万年前到今天都连续的文明。这个文明能够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甚至吸收别 的文明就是因为黄河中下游的黄土和黄土冲击的平原最适合开发并且足够大，而且三四 千年以前的平均气温比现在偏高，黄河流域降水充沛，气候温和。 在这里形成的农耕社会供养了最多的人口，并且逐步扩大形成了中国今天延续的文明 ，影响到中国大部分地区以及东亚。而当她几乎踯躅不前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农业作 物，比如玉米、红薯、土豆等等。这些作物促使了山区的开发，养活了更多人口。到最 后随着东北、台湾省的开发，农业社会供养中国也达到了极点。 这个地理基础一直到现在还支撑着中国，我们的人口基本上还是靠自己的土地养活着 。但另一方面，对我们建设现代工业社会来讲这个基础已经不够了。我们现在处于发展 消耗比较多资源的阶段，无论是13亿人口还是生产消耗的资源都是相当大的，这是对我 们一个相当大的制约因素。照我们现在的发展速度来说，在石油、木材等资源上我们相 当大程度要依赖外国。 《21世纪》：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种不利的地理条件? 葛剑雄：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地沉浸在地大物博的迷梦之中，但是也不要认为被13亿人 平均了一下我们就无所作为。拿人口来讲，我们固然人口密度已经很高。但是即便不算 西部的荒漠，只算耕地，韩国、日本、英国、德国、荷兰的人口密度都比我们高。水资 源我们在世界上的确在一百名以后，但是我们比以色列好得多。 首先，我们不能够关起门来发展，一定要开放，利用世界资源。日本石油天然气基本 上依赖外国，但是照样有很发达的石油工业，甚至直接控制海外油田并在当地加工。而 在木材上，日本以如此小的面积这么多的人口，却保持了65%的森林覆盖率。这对我们 都有不少启示。 其次，我们资源的消耗，无论煤电油水都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上，是发达国家的四五倍 。这是不利的。但是反过来也表明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理论上讲，如果我们能够达到 发达国家的生产水平，消耗同样的资源，我们的生产还可以翻四五倍。这样的资源足以 支撑我们实现自己的目标。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 《21世纪》：中国拥有13亿人口，同时实行对外开放，这对其他国家有何影响呢?你作 为一个移民史(人口史)专家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前一段时间中国民间的对外关系中反映 出一些矛盾，比如西班牙的“烧鞋”事件。海外的中国移民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生存问 题? 葛剑雄：现在中国很多人认为中国的事情是因为人口多带来的。其实这是个误解。 这次西班牙“烧鞋”的事件，的确有经济因素，但更深的还有文化冲突。当地是个宁 静的小镇，而大量浙江鞋商在那里的生产以及装卸货物，这不仅触及当地人的经济利益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当地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