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虽然成为当代中国各门学科中的显学，但其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还有很大差 距，文化经济学理论尤显单薄。纵有论者，也往往作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分 支，或作为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若干例证。此状况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是 很不相称的。中共十六大号召“发展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其后中央政 治局集体学习文化产业理论，这就把建设文化经济学理论的任务严肃地摆在理论工作者 面前。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外来再好的理论也得同本土实际相结合 ，接受本土实践的检验，才能全面反映经济规律，成为对发展本土经济有用的东西。立 足本土，探寻规律，借鉴国外，进行理论概括，当是建设文化经济学的正道。文化经济 学的建设将有助于经济学总体理论体系的建设。 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盐业经济绵亘2000余年，代有奇迹出现，甚至领导全国商业革命 ，创造辉煌的商业文化。若以此为切入口，探寻总结，很可能会得到若干启迪。 一、动关国计的千古产业 自春秋管仲“一总盐铁”，我国历朝历代直至今日皆长期实行盐业专营专卖制度。其 间虽有几度争论，小有反复，但大体上还是坚持下来。汉、唐、宋、元、明、清的江淮 地区乃是最重要的盐产区，而其中心城市扬州则是盐业重镇。 公元前2世纪，吴王刘濞在广陵开海煮盐，开山炼铜，从而使扬州第一次走向繁荣，成 为文景之治下盛世经济的最亮点(至于如何评价七国之乱，则可另行探讨)。 唐初扬州盐业再次成为贞观之治下的一个亮点。安史之乱后，山河破碎，民生凋敝， 漕路不通，奸吏中饱，盐业经济下滑，国家财政窘迫。朝廷屡有诏令惩治腐败，希冀堵 塞漏洞，拓展财源。可是，禁而不止，愈演愈烈。理财家刘晏来到扬州调研后采取三项 改革措施：(一)疏浚运河，打通漕路。(二)改革制度，源头防腐。(三)设置常平，加强 调控。刘晏发现，在原来食盐的官购、官运、官销体制中，有关官员若从中贪污，国家 很难对其督察。与其惩办于后，不如防患于前。于是，将此体制改为官购、商运、商销 ，从而在制度上对官员贪污的可能性作了防范。同时国家设立常平仓，由常平粮扩至常 平盐，再扩至常平“万物”，调节各地余缺，防止大贾操纵市场。十余年间，盐税收入 从原来的4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增幅达15倍之多。在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前提下，通 过制度改革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成为经济史上佳话。 宋代在江淮地区设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以后常在两淮合设一转运衙门管理盐务。名 臣范仲淹走上仕途的第一站就是任西溪(今属江苏东台市)盐官，所做第一件事就是改革 盐政，修筑捍海堰(今称范公堤)，从而开庆历新政之先河。其后欧阳修更是著名的扬州 “文昌太守”，他提出著名的理财三术：通漕运、尽地力、权商贾。扬州人筑范公祠、 欧阳祠纪念两位先贤，范公祠一直保存到20世纪，欧阳祠及欧阳修所筑平山堂至今仍屹 立在蜀冈中峰之上，成为扬州重要的人文景点。 清代两淮有30个盐场，所产之盐集中到扬州，行销苏、皖、赣、湘、鄂、豫六省，皆 富饶地区。扬州位于长江、运河交汇点上，清廷设两淮巡盐御史衙门和两淮盐运使司衙 门于此，前者由皇帝心腹主持，后者由三品大员开府。据《两淮盐法志》，乾隆间两淮 每年食盐吞吐量为1525900余引(每引一般为300～400斤)。在食盐产地每引值银0.64两 ，加上课税和费用，共值1.88两，运至内地可卖10余两银。如是，两淮盐商每年可赚银 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60%左右。当时全国地丁收入约2600 万两，最盛时3300万两，盐课数约占1/2，扬州数百户盐商上缴的盐税则占全国财政总 收入的26%，故“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陈去病《五石脂》 )，成为康乾盛世最重要的经济支柱。 扬州盐商的私人财产亦很庞大，堪称富可敌国。盐商大户主要有陕帮、晋帮、徽帮， 并在清代组成新的扬帮(又称淮帮、两淮帮、扬州帮)。今有姓名可考者，约二三百人。 当时有“八大盐商”、“八小盐商”之谓，大盐商之首则称之为“总商”。“徽州大姓 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陈去病《五石脂》)。另有 朝鲜人安三随贡使入京，充权相明珠家仆。明珠伏法后，其孙安岐到扬州业盐，“富甲 天下”，“声势赫奕”(《清稗类钞·农商类》)。安徽祁门马曰瑖、马曰璐兄弟，积 资千万，儒雅好文，声望遍及东南。歙县江村缙绅大族江氏在扬州称雄数世。江演“担 囊至扬州”，“以盐荚起家”(《橙阳散志》卷3《人物》)。其孙江春(1720～1789)乃 “总商”之最显赫者，领袖两淮盐业近半个世纪。他练达精明，才略过人，六次迎驾， “以布衣上交天子”(道光《歙县志》卷9)。高宗目睹江春实力，惊叹：“盐商之财力 伟哉!”(《清朝野史大观》卷11)其时“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 同上)。乾隆三十七年国库总资产为7800余万两白银，两淮盐商的总资产，亦达7000～8 000万两。(汪喜孙《从政录》卷2《姚司马德政由叙》) 事实上，17～18世纪的中国已发生了一场以两淮盐业经济为代表的商业革命，而这次 商业革命与西方世界的商业革命几乎是同步的。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威廉 ·配第(1623～1687)已敏锐地看出，工业利润比农业利润多得多，商业利润比工业利润 多得多。扬州盐商所获利润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财团，所占市场份额的比例至今世 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城市的行业可与之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