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是当代公认的全球化、文化和宗教研究的世界先驱 。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他力图超越西方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将全球化化约为具 体经济因素的做法，实现了全球化研究的文化转向。他从文化的视角对全球化概念进行 了界定，并以此为基础，揭示了全球化进程的文化逻辑。与其他西方学者不同的是，罗 伯森没有因为肯定全球化的文化逻辑进而主张文化上的同质化，相反，他却认为全球文 化的发展是建立在文化多样化基础之上的，他们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为此，他主张 要从这种文化的全球化与地方化的互动关系中来把握全球化。显然，罗伯森的上述思想 应该得到肯定，但他关于全球文化系统的理论也存在着局限性。认真分析和梳理罗伯森 的上述思想，并对其思想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对于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 是很有必要的。 一 罗兰·罗伯森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对全球化这个总主题及其意义进行研究的。起初， 他采用的是社会学中普遍使用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从1965年至1972年的 这段时间里，他与政治学家彼得·尼特尔(Peter Nettl)一起，就现代化理论与国际关 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涉及到当时流行的第三世界社会“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充 分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其主要观点是：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T·帕森斯(T ·Parsons)著名的AGIL图式为基础，提出存在一种至少是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国际 系统。帕森斯在AGIL图式理论中认为，任何一个完整的系统都有四个子系统或者说由四 个发挥功能的结构或部分所构成。它们是：对环境的适应(A)；为达到目标而进行的实 践(G)；系统各部分之间的交换的整合(I)；对系统随时间推移而进行的再生产的潜在预 备(L)。罗伯森根据上述思想提出，人类社会虽然还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国际系统，但 却具备了系统建设的充分条件，并且正在由“G子系统”(国家间的国际互动)向前开始 推进。罗伯森和尼特尔为了证明上述观点，作了一次经验性的考察，结果发现了国家组 成的组织试图扩展国际范围内的其他三个子系统并力图使之系统化的情况。在他们看来 ，从抽象的意义来说，这些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系统通过积极从事于在某种国际层面上以 分享权力来提供集体安全、在政治社会权利与核力量的使用和使用武力的原则等方面寻 求对普遍价值和规范的共识，通过对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减轻国际间贫富分化加剧，协 调国家之间在贸易、移民、文化等方面的交往等活动，处理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对国际 系统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是，由于在文化层面上，由于人类社会存在着宗教、法律 和外交以及工业等三个方面的重大分野，因而国际系统就难以超出文化系统即L系统所 能容许的程度，从而延缓系统本身的充分发展。从宗教分野上来看，人类都从属于不同 的宗教和教派，因而形成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样也就使人类从认知和价值意义上 被区分为不同的派别，形成理性主义与传统主义、线性的时间概念与周期性的时间概念 、内向性(inner-directedness)与它向性(other-directedness)、现世性(this-world liness)与彼世性(other-World liness)等等分野。从法律外交分野上看，存在认为以 国际联系和“法律原则”属正常的文化为一方、以内向性和专制主义的文化为另一方的 对立。从工业分野上看，存在以强调与工业相一致的规范(如合理性，个体化，非人格 权威)的文化为一方，以那些不强调这些与工业相一致的规范的文化为另一方的对立。 在罗伯森和尼特尔看来，全球统一由于受到这种宗教上(或者说文化上)的断裂的阻碍， 将世界分为相反的两个维度。一方面，在宗教和法律上，东方(如中国)与西方(如美国) 裂开；另一方面，在外交和工业上，北方与南方裂开。不过，罗伯森和尼特尔认为，上 述三种分野的影响力是不同的，有差别的，其中宗教的“效力”或者“控制力”最大， 从这种意义上说，宗教是全球化中的关键因素，[1](P150，152-162)这是促使罗伯森转 向宗教研究的一个动因。 可见，罗伯森最初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大部分是被定位于某种宗教社会学框架之内的， 他指出，“在我对宗教的研究中，我首先感兴趣的是，它是表达问题、表达现代性产生 的问题的场所。”[2](P2)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对宗教社会学视野之内各种话 题和现象的分析，要毫无例外地探讨宗教与人类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宗教研究与其他 学科和子学科聚焦点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教领域变化的基础和衍生结果。与此同时，他 还主张比较性地对待宗教，并按社会理论家之间在一般性争论中提出的思路对待宗教。 所有上述问题都与全球化有密切关系，这也使得他能够把自己对宗教的关注与对全球化 的关注汇合到一起。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论述了促使他对宗教的关注与对全球化的关 注汇合到一起的几种因素。一是从宗教与人类社会其他方面关系看，发生于宗教社会学 这门学科中的关于世俗化问题的争论，虽然含有某种对准有关“现实世界”中种种趋势 的疑难问题的聚焦点，但它却成为定义社会(宗教)学家“既得”利益的一种方式，使人 们愈加认识到“宗教”是在何种意义、何种程度上变成一种对民族社会及它们之间关系 进行“排序”时采用的一种分类方式，这也使得宗教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是从宗教研究与其他学科和子学科聚焦点之间的关系看，促进汇合的考虑，既与韦伯 关于“世界”(World)和“尘世性”(World liness)概念的双重意义所作的思考有关， 也与当代关于现代性总是和后现代性这个概念相关。就前者来说，韦伯曾提出，对于世 界政治的看法，最好要将其放在现实主义范畴之中，并构成一种新达尔文主义的国际关 系概念，罗伯森认为，他的全球化思想，正是受到对韦伯的主导“世界”观所作的思考 的影响。就后者而言，罗伯森认为，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对他的全球化思想影 响都很大。正是受这些思想影响，他提出了“救世神学”(Soteriological)的思想，不 仅如此，他还主张，社会学或其他任何一种知识都应以此所指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三 是从宗教领域变化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全球许多地区出现了“原教 旨主义”和教会与国家、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合并和紧张关系，解答这些问题，需要从全 球化这一基础和可能导致的后果出发，找到一个明确的全球性聚焦点。四是从对待宗教 所采取的态度上看，一种来自于知识上的碰撞曾起到重要作用。罗伯森认为，20世纪70 年代中期，他在开始与尼特尔一起对文明比较研究感兴趣的背景下而进行的国际系统和 现代化的研究中，他的“让文明归位”的信念，对深化他对丰富多彩的全球化理解很有 帮助，这一信念产生于对文明及文明之间的遭遇的细微差别所作的研究。而在他持续地 试图从分析和解释上理解一般来说可以描述为“全球场”的东西时出现的他与“文明主 义者”之间的碰撞，对他观点的形成无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