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存是近年学术界颇为关注的研究内容，意指小民族或者弱势群体在现代化过程 中，保持其民族传统的权益战略。在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之下，生态保护日渐成为21 世纪的全球焦点，中国政府也于2004年明确提出“绿色GDP指标”、“科学的发展观” 等将环境因素综合在内的崭新概念。文化生存与生态环境保护这两个看似无甚关联的话 语，在中国国内尤其少数民族地区，却是紧密结合在一起。本土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环 境之间历经时间考验形成的适应性关系，曾确保了当地环境的平衡稳定。当传统文化受 到外来因素冲击，生产方式等发生的变迁往往直接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当前的诸多生态 环境保护措施常令本土文化处于消亡的边缘。由此，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生存与生态保护 绞结在一起，丧失其一也意味着两者共同失败。 在地域分布上，中国国内生态环境危机较为严重地区大都与人类学研究的传统领域— —相对于主体民族而言的少数民族地区相重合。位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北部长江源 头的唐乡，是长江发源后流经的第一处人类聚居地。20世纪80年代之后，伴随着全球气 候持续变暖对高原地区的负面影响，加之更为严重的人为因素，本地草原生态环境持续 恶化，集中表现于草场退化、沙化和鼠害肆虐，不仅给世代游牧于此的牧民生产生活带 来许多困扰，而且间接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安全与发展。探讨本地区环境恶化 原因与保护途径，已成为国内诸多学科的关注内容。 与自然科学不同，人类学研究的特长在于注重理解文化在人与环境关系中所处的位置 。面临生态环境危机时，主流社会在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探讨生态环境保护途径 时，常常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本土民族传统文化对于当地自然环境的适应性与保护作用 。采取具体保护措施时，将本土生态环境与本土人群分割开来，忽略了生态环境恶化的 表象背后，存在的人与环境之间原有文化连接的重要性。本论文力图通过考察唐乡当地 游牧生产生活、宗教信仰、社会组织形式等文化构成要素的时代变迁，阐述高寒草场退 化与本土文化受到冲击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从本土人群主体性出发保护生态环境的重 要性。 一、适应于高原生态环境的当地人文构成 唐乡位于青海、西藏交界处，现有乡属面积3200平方公里，大部分属三江源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长江、黄河、澜沧江)，同时有一部分土地位于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 围之内。青藏公路“109”国道纵贯乡政府驻地沱沱河沿。该乡下辖7个牧业队，273户 牧民，1178人。本地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年均温零下4.4度，空气相对湿度为52%，含 氧量仅有海平面的48%。 如此独特的地理环境与脆弱的生态环境是一种客观存在，高原草原生态地域广大而植 被稀疏，牧草再生能力较低。海拔、风力、日照、草质等先天因素决定了本地传统生计 方式以游牧为主。对于青藏高原高寒牧区而言，游牧生活是与自然生态环境适应性相对 而言最佳的生产方式。除了很好地适应于干旱大风的草原气候外，游牧对于脆弱的草原 生态环境也不构成太大压力和破坏，它的流动性不仅缓解了草原的环境压力，而且在流 动中解决了垃圾这一令人类头疼的问题。游牧人游牧的地方，自然形成了天然的生态保 护区，不仅仅保护了生物多样性，而且促成了文化多样性。[1](P133) 作为从藏北那曲地区迁移而来的安多部落后代，唐乡牧民对于高寒、高旱、低生产力 、缺氧等生存环境发展出一套文化适应性，如以部落为组织形式、按季节近水草而居、 以小规模家庭为生产单位、谨慎适应与合理利用为主要特点的游牧生产方式，以及以佛 教教义为核心、苯教仪轨为外壳的藏传佛教和民间信仰影响下，形成惜杀惜售、不追求 经济增值的传统畜牧业价值观念等。历经千百年时光磨砺，这些适应性因素共同组成草 原生态系统与牧人之间和谐共存的文化链条，使藏族牧民群体与高海拔自然环境达成一 种默契，不仅保证了牧民的繁衍生息，而且使生态环境处于平衡发展状态。 游牧生计方式包括一些最基本成分，如游牧人口和比较固定的大范围牧场，游牧民族 居无定处，以松散而有序的组织形式，按照季节不同利用着不同地域的草地，给各处生 态环境留出自我恢复的时间。新疆师范大学崔延虎等学者考察新疆北部游牧民族后指出 ，作为一种获取自然资源谋得生存发展的生计方式，季节性使用草场资源体现了在时间 —空间更换的范围中对资源的有序使用。[2](P13)唐乡高海拔生态环境更要求牧业生产 具有足够广阔的地域，以保证再生能力较低的草场生态休养生息。民主改革之前，以部 落为单位游牧使牧民们可以在藏北高原广大地域之内，选择水草相对好的地域分季节放 牧，将需要恢复的草地空置出来，有效避免了同一地区的过度放牧。 在高海拔牧区，藏族牧民们以牦牛、藏羊等牲畜为主，营造着自己的生存空间。草原 生态环境决定了只有啃食绿色植物茎叶的食草动物才能生存，同时食草动物的反刍功能 使它们可以充分利用高原地区珍贵牧草。在高海拔草原生态系统中，为了保护草场，本 地藏族牧民在生产中对畜产品的提取仅仅满足于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不求高产丰产。 在畜群数量、畜产品收入、畜种比例、自身需求等方面，都体现了顺从自然规律、保护 自然生物融入自然环境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