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讨论，不仅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而且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 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20世纪刚刚过去的今天，重新检讨这场文化讨论，考察其由来 ，分析其内容和实质，总结其利弊得失，不仅对今天的文化研究有着重要借鉴意义，而 且对目前的文化建设不无裨益。 一、文化讨论的由来与分期 (一)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的由来 1980年以来的文化讨论热潮缘于文化史研究，而文化史研究又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的编写有密切的关系。[1]事实上，编写《人类文化与科学 发展史》仅是文化讨论的导火索。文化史研究能够迅速演变为文化讨论，并由京、沪等 大城市扩展到全国，由知识界扩展到整个社会，有其更深刻的时代背景。 首先，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人们在清理“左”倾错误的同时，开始对“文革” 乃至整个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实践标准的讨论无疑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里程 碑，在清算“左”倾错误的同时，人们不可避免地要问：为什么会出现“文革”?为什 么会出现个人崇拜等现象?这些现象与传统文化有没有关系?对此问题的思考必然会对人 们既有的价值观念产生影响，以及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 其次，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后，异质文化涌入，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提出严峻 挑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西方经济思想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引进，西方的政 治、文化理论学说乃至生活方式亦随之涌入国门。从理论层面讲，存在主义、人道主义 、精神分析学说、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相继被介绍进来，在思想界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 ，萨特、尼采、弗罗伊德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从世俗文化层面讲，伴随国门的打 开，异域生活方式也纷纷在国内亮相。为了抵制异质文化的“入侵”，在思想理论界， 先后开展了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等活动，并围绕人生观、人道主义等问题展开讨论； 在世俗文化方面，为免受“污染”，有关方面也采取了多种措施。但国门既然打开，异 质文化就会像空气一样挤进来，并对人们既有的价值观念提出挑战。 再次，随着经济改革初见成效，文化建设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国的现代化最初被 定义为“四化”，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人们 对现代化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同时，随着经济改革初见成效，文化建设也逐渐被提到议 事日程上来。1979年，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在 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 作会议上也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 度的精神文明。到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在所作报告 中，更向全党发出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指出：“我们在建 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 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中共中央的号召，对文化讨论的兴起和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作 用。 (二)文化讨论的分期 对于80年代以来文化讨论的分期，学术界看法不同。[2]笔者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1989年都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分界线。在此前后文化讨论的基本格局、社会主潮和研究 方法都有明显的差异。 第一，从基本格局看，从百家争鸣到三分天下。 80年代文化讨论热潮兴起后，先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观点，各式各样的流派或思潮 。有的根据讨论者对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将其分为“中国文化赞美”论、“中国文化 复兴”论、“批判论”三派。[3]有人将当时讨论的热点归纳为“儒学复兴”论、“全 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综合创造”论[2]四股思潮。有人根据对中国文化发 展的不同看法，提出“反传统”派、“五四运动”派、“早期启蒙”派、“现代儒学” 派、“回归原典”派等五派说。[4]也有人根据各家的主张，提出“儒学复兴”、“全 盘西化”、“彻底摧毁与重建”、“哲学启蒙补课”、“西体中用”、“综合创造”六 个类型说。[5]此外还有“反传统主义”、“中西文化平衡论”、“中西文化互为体用 ”论、“道德重建”论、“对传统创造的转化”论等不同观点。 不论从哪个角度将当时的文化讨论分成多少派、多少股思潮、多少个类型还是多少种 观点，不论当事人对这种划分是否认可，用“百家争鸣”来概括当时的讨论情况，似不 为过。 进入9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年一些激进的反传统派渐次退隐，而儒学复 兴思潮由边缘进入中心。90年代中期后，后现代主义、文明冲突理论呼啸而至，国内国 学研究也渐成气候，一时间，保守主义甚嚣尘上，于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 保守主义三分天下的基本格局。 第二，从学术主潮来看，激进主义悄然退场，保守主义款款登台。 如果说在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主张反传统、新启蒙甚至全盘西化的主张占主流的话 ，那么90年代则是保守主义思潮成为主流。庞朴就指出：“要说这十年的文化研究，大 致以1989年为分水岭呈现出两种趋势。前一个阶段否定传统，呼唤西化比较多。后一个 阶段肯定传统、再造传统比较多。”[6]甘阳甚至认为：“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的一个 基本轨迹，大体上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激进主义思潮出发，日益走向保守主义甚至极端 保守主义。”[7] 伴随学术思潮的变化，许多当年主张激进主义的学者改换门庭，投入保守主义阵营； 一些著名学者也纷纷表态。80年代曾以激进姿态倡导新启蒙的王元化就说：“对激进主 义的批判是我这几年的反思之一。”[8]李泽厚也说：“现在海外也好，海内也好，都 在对激进主义进行再认识。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我的看法是，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 开头。以前我曾专门研究过谭嗣同，我当时对他是百分之百的肯定。现在看来，他所带 来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这一效应从谭嗣同影响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 。”[9]因此他提出了“告别革命”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