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概念溯源 英文的大都会“metropolis”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它的意思是“母城”，即有殖民者 去建立新城邦的那个原来的城市或者“城邦”(polis)。古希腊的自然资源相当有限， 难以支撑大都市。而殖民则有利于限制城市的无限扩大。理论上来说，新城市和“母城 ”在地位上是平等的。有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即，每一个希腊城邦都是自治的，这就 是城邦的全部含义，也是今天政治(politics)一词源于城邦(polis)生活的由来。同样 ，源于希腊语的英文“白痴”(idiot)即指那种不参与城邦公共生活的人。但实际上， 在母城和它的殖民地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它们分享神祀，形成军事同盟。随 着罗马帝国的出现，母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等级关系进一步明晰。罗马处在由其附庸城市 构成的网络中心。随着罗马的衰落和基督教的上升，这种等级制度被削弱了。中世纪欧 洲的省级城市成了主教们的席位，但除了罗马天主教的教会控制之外，它们仍然还有相 当程度的城邦自治权。 此时，罗马仍然是中心。但是，当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在1864年描述作为一个中 世纪大都会的罗马的特点时，大都会和它的附属地之间的复杂关系就显露了出来。“对 于一半的基督教国家来说，罗马是一个宗教的大都会，也是一个艺术的大都会。”对此 我有五点要谈。 首先，它表明，大都会在受制于某一特定政治权力的同时，也可以超越这样的权力或 者国家。这意味着，它能超越自己。这就带出了我的第二个论点。当绝对权力统治着帝 国的时候，另一个历史事实是，在一定环境下，人们自己可以和大都市发生不同程度的 自由联系。第三，对人、事物、知识甚至金钱来说，大都市都是一个十字路口。它和其 他地方密切相关，其本身是一个非匀质的环境。第四，只有在人类经验而非其他领域内 ，一个城市才可能被公认为一个大都市。纽约被称作世界的文化之都，但它应该还有更 多特殊性。这一称谓在视觉艺术和音乐方面可以站住脚，但对戏剧而言则并非如此。最 后，大都市的身份还是它自身历史的产物，它之所以存在，部分原因是文化的分层。它 是一个历史的沉淀物，揭示了历史上重要事件的演变痕迹，有时是自然的，有时不是。 因此，对于城市来说，历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文化资本的形式。所有这些都加入了一个 独特的大都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 已知历史VS当代经验 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心理学和哲学研究可以说始于西美尔1903年写于柏林的论文。他的 论文《大都会和心灵生活》捕捉到了由现代都市带来的新颖性、奇异性以及新的自由和 约束。当时的柏林不仅是日益强大的德国的大都会中心，而且作为德意志帝国的核心丰 富着自身。作为一个城市，它经历着方方面面的巨变，不仅有工业生产方面的，而且还 有商业文化和公共生活方面。他所考虑的不是劳资关系，即生产所体现的社会关系，而 是个人的内在主体和赋予都市具象的客观文化形式之间的张力关系及其精神层面的结果 。这是一个陌生人组成的匿名世界，人们相互看并被看。他的分析成为关于都市的伟大 文学和鼓吹都市公共文化的一个起点。 西美尔对大都会生活的呼唤所隐含的是公共空间比例的大幅增加。更长更宽的街道， 更大的公共广场和开放空间成为了新兴大都会的标志。尽管西美尔的参照物是1900年的 柏林，但这样的新兴都市早在豪斯曼男爵的巴黎就出现了，早了一代，巴黎宽敞而且似 乎无穷无尽的林荫大道和新的公共空间改变了这座城市的面貌。这座中世纪都市的那些 安逸(但不卫生)的角落被打开，产生了急剧增长的都市流动性，而这流动性又给人带来 视觉上和身体上的刺激。 对大多数学者而言，这是大都会和现代都市文化的理想典范。对全新的都市生活的完 全接纳使得都市学者忽视了许多人在新城市里所体验的困难。城市居民并不全是天生的 漫游者。在大兴土木的建设中，贫穷者失去家园的恶劣境遇当然会得到学术研究的关注 。但除此以外，即使是中产阶级也会常常觉得，这座为他们营造的新城市难以使用。一 种新的恐惧症应运而生，可以命名为：广场恐惧症，即对开放空间的恐惧。 根据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病医师的报告，出现了这样的中产阶级病人，他们在面对新 的户外空间和空旷无人的大道时无法移动自己的身体，完全瘫痪了。这种都市里的“行 走能力的丧失”被一位柏林的精神病医师命名为“广场焦虑”。人们失去了那种小型的 、熟悉的会面场所；新大都会的公共空间，无论是维也纳的环城大道，还是巴黎林阴大 道，都是“一种新型的非地”。当人们从一座扩展得漫无边际的都市里找到解放时，另 一些人则为此感到恐慌。西美尔更关注的就是大都会的痛苦；但对于习惯了大都市甚至 享受着大都市的我们来说，已经失去了感受和理解“广场恐惧症”的可能。如果想要理 解现代都市文化的形成和意义，我们则需要重新获得这种感受。 大多数属于西美尔传统的作家都不看重都市生活的政治经济学，而更关注看与被看的 经验。另一种都市文化研究的方法集中在表现都市的主题上。从事这些研究的往往是文 学和视觉文化专业的学生们，特别是电影、摄影和建筑。本雅明在这里算得上是一个灵 魂人物，但我以为罗兰·巴尔特和他的符号学影响更大。在本雅明关注到表现的社会生 产的同时，符号学已经是一个整体的文本帝国了。 在20世纪最初10年的写作中，现代诗人庞德得出的结论是，文学性的叙事只适合欧洲 村镇，而大都市，他认为天生就是属于电影的。因此，摄影看起来也和现代都市有一种 特别密切的关系，或许可以这么说，现代都市和摄影是一同出现并彼此塑形的。 自1850年前后开始，早期摄影师就力图表现一个完美的都市——要比它实际的样子更 完美一致。摄影师们试图向资产阶级展现一个让他们为之骄傲的都市，因为正是这些人 来购买摄影师制作并出售的照片集。到了19世纪末，艺术摄影者抛弃了这种美学，相反 ，他们表现的是一个充满碎片和补丁的都市，而不再是整体。有时他们关注的是都市的 地下部分，例如“另一半如何生活”，有时候，虽然他们仍然关注耀眼的东西，但它们 常常是偶然的、断裂的。例如，有人会提到纽约摄影师渥克·艾凡斯，他的摄影对象包 括城市街道上的普通广告和地铁乘客的匿名肖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