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意识的冲击下，这种光荣与梦想正在发生着异变，而在经济大潮的汹涌澎湃中 ，伦理人文与诗意话语更是遭遇了全球性话语与消费神话的严峻挑战。 以鲁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正统，这就对齐文化形成了长期的遮蔽与抑 制作用。 这种现代性危机虽然始于这两大地域人文，但它无疑代表着中国文化在当代所面临的 真正的威胁与危机。 如果把长江三角洲的江南文化，与黄河下游冲积扇上的齐鲁文化联系起来，不能不叫 人有点疑心，这就是中华文明体在深层结构中的命运密码。如果说黄河在它即将入海的 地方遗留下的是一种“厚德载物”的伦理人文，那么长江在它万里奔腾之后的尾声中则 馈赠了另一种“与物为春”的诗性人文。 尽管在原理上讲，两者完全应该是一种“相看两不厌”的对立互补关系。然而另一方 面，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主流叙事中，这两大中华话语谱系的对话与交流却一直是十分别 扭有时甚至是艰难的。 按照一般的看法，齐鲁文化乃圣人之乡邦旧国，它的文明程度最高，是中国伦理人文 的最高代表。在不同时代的历史著作中都会反复讲到一句话，叫“讽诵之声不绝”，向 人们表明的就是这一点。而另一方面，一谈及江南文化则恰好相反，它往往是伦理人文 口诛笔伐的直接对象。这就是在古典色情小说中也常以苏州、扬州、杭州为背景的原因 。 中国文明体内“道德与审美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讲，却主要是中国伦理叙事本身 造成的。而如果对有关人物、事件加以细读，则会发现在两种话语谱系之间的有机性联 系。比如满眼瞧不上“郑卫之音”的孔子，他所赞同的最高人生理想却是春游。它在本 质上是由于在“伦理境界中做人做得太累了”，因而才会提出到春天的大自然里去呼吸 吐纳的审美要求。而春游则是江南士民最喜欢的一个娱乐项目，直到今天仍然一如其旧 。另一方面，尽管不少生于斯长于斯的江南士大夫在修方志时，也总是要难免发出“民 性轻扬，风尚侈靡，古今一辙”这种似乎不可救药的道德感慨与批判，但实际上也是不 可完全当真的。因为在这块“商女不知亡国恨”的烟雨大地上，也一再上演过众多最符 合孔子人文理想的道德情节。不光是读书明理的士大夫，在《清忠谱》中，一些普通的 苏州市民也曾做出过在逻辑上似乎只有孔孟之徒才能有的道德行为。那个场面是很动人 的，一方面是阉党“擒将去千刀万剐”的恐吓，另一方面则是苏州百姓类似梁山好汉拍 着胸脯的声音“我众好汉，怎饶他!”这不仅说明一般的伦理叙事过于宏大不能解释具 体的历史与生命个体，它还在一个更深的意义上表明中国文化语境中伦理话语与诗性话 语固有的互渗律或互文性。 伦理人文与诗性人文分别代表着中国民族两个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与文化理想。它们的 关系可以简略表述为三：首先，尽管伦理人文非常重要，它是人与动物以及文明内涵极 低的野蛮人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志。但是正如冯友兰所说的那样，“道德境界中人”， 尽管悲壮崇高得可以做到不怕死，但是他们却永远没有“生的快乐”，因为他们的审美 机能在伦理语境中“失语”了，所以说仅有伦理人文是不够的。其次，这里也恰好突显 出江南诗性人文对一个务实民族的文化意义来。正如我在《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中所 指出的：有了江南文化中的诗性主体，“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才开始获有了一个坚实的 主体基础，使过于政治化的中国文明结构中出现了一种来自非功利的审美精神的制约与 均衡：一方面有充满现实责任感的齐鲁礼乐来支撑中国民族的现实实践，另一方面由于 有了这种可以超越一切现实利害的生命愉快，才使得在前一种生活中必定要异化的生命 一次次赎回了它们的自由。”再次，还要强调的是，诗性人文与伦理人文的矛盾对立也 是不可取消的。如果说在两者的张力与斗争中可以实现双方各自的本质力量——即没有 伦理人文对人自身的现实异化，就不可能产生出真实的审美需要；而没有诗性人文提供 的审美空间，生命主体则只能过一种没有任何光泽的“灰暗生活”——那么，最可怕的 结果则无疑是这两种人文精神的共同沦丧。它在原理上可以使人想到古希腊的酒神与日 神。而无论齐鲁还是江南的当代表现似乎就是这样，既没有了古典耿介之士的行气如虹 ，同时也没有了旧时白衣卿相们的文采风流。出现这样的结果，当然是每个中国人都应 该感到痛心与痛惜的。 江南诗性人文与齐鲁伦理人文既相对立又相联系，恰好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深层结 构原理。没有后者对前者的伦理提升，江南文化本身就会因缺乏伦理水准而变得越来越 轻浮与肤浅；另一方面，后者如果没有前者的诗性灌注，它也一定会因为丧失任何弹性 而成为一种桎梏人性的枷锁。如果对这个原理本身不存在什么疑问，那么在当代实践中 最令人担心的则是：一方面齐鲁伦理人文那种至阳至刚精神在反传统的全球化背景中逐 渐消失，另一方面则是江南诗性人文那种优雅品味在反美学的后现代文化中越来越粗鄙 化。在我看来，这种现代性危机虽然始于这两大地域人文，但它无疑代表着中国文化在 当代所面临的真正的威胁与危机。以这两种精神资源为文化建设的基础，在诗性人文与 伦理人文的矛盾冲突中努力彰显中国文化的生机与丰富内涵，开拓中国文明固有伦理价 值与审美价值的新境界，这才应该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现代性文化理想。既有承担历史 、社会与现实道义职责的铁肩与忠心赤胆，又有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宇宙深情与寄托 ，只有这样一个民族被生产出来，才是真正符合中国诗性文化的理念与实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