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意识的冲击下，这种光荣与梦想正在发生着异变，而在经济大潮的汹涌澎湃中 ，伦理人文与诗意话语更是遭遇了全球性话语与消费神话的严峻挑战。 以鲁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正统，这就对齐文化形成了长期的遮蔽与抑 制作用。 这种现代性危机虽然始于这两大地域人文，但它无疑代表着中国文化在当代所面临的 真正的威胁与危机。 如果以四季幻想为中国大地构型，北部应是雪地冰天的严冬，南方为炽热盈盈的夏， 江南自然对应着草长莺飞的烟花三月；而被誉为“礼乐之邦”的齐鲁大地，则无疑是中 华文明最深沉、最厚重、最悠长的腹地之秋了。 作为儒家文明的发祥地，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在齐鲁大地根基最深厚，尊奉者最虔诚， 对一代代齐鲁儿女的生存方式、脾气秉性、审美尺度乃至价值观念等各个层面的熏染最 深远而广博。 然在世俗生活关注之外，礼乐传家的齐鲁之邦也不乏闲情逸致的需求，一如孔夫子那 句“吾与点也”所表露的超逸情怀。千古文人忆江南，与其他地方的文人墨客一样，古 今齐鲁士人对那隔江而望的江南，也都有着深隐心底、暗生暗长的一脉精神乡愁与诗意 向往。梦里红楼，梦里江流，一生三梦下扬州。然而中国的人文心理地图的深层构架上 ，黄河毕竟是中华文明的中心与主流，因此这种“吾与点也”的审美情致更多的是一种 伦理人文叙事的衬托与缀饰。 这里就显示出了诗意江南和齐鲁人文的不同，在前者，是“二十四桥名月夜”，是“ 春江花月夜”，表征着用以抵达生命最高自由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气质；而对后者来说， 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是“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窗子里面延续的还是日常人生，那时 时咏叹的月晕华光不过是维护世俗生活车轮前行的诗意润滑。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 与我同一”为诉求，儒家强调“个体人格与历史(王道)伦常形态同一”，道家强调“个 体真性与自然大化的生机同一。”无疑地，人文江南的超越气度更偏于后者的审美理想 ，而集道德本位、官本位、长者本位三位一体的齐鲁民风则是儒家血统的积淀与表征， 也是其走向现代文明的一种至今也无法释怀的文化重负。美国学者威廉·巴雷特说，“ 一个时代通过其宗教及其社会形态揭示自己，但是，可能对时代揭示得最深刻或者至少 是最清晰的却是这个时代的艺术”，这一点也许亦适用于地域文化，我们看到，缘于三 位一体价值伦理观的文化守成主义、道德理想主义以及意识形态化的主体创作倾向在王 统照、臧克家、杨朔、贺敬之、曲波、峻青、王愿坚乃至李存褒、张炜等现当代山东作 家的文本中一脉相承，得到了充分体现。 这两种品格与质地相异的文化现象很早就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评议乃至争论。齐鲁是 一山一水一圣人，江南是多山多水多才子；前者以对称、厚重、朴素为美，后者则小桥 流水，自有一派“别是一家”的意趣；前者重英雄意气，讲家常亲情，但在现代社会中 更显出农业文明的负面因素：“秋高气爽”中不乏“老气横秋”之态；追名逐利中更多 趋炎附势之徒；论资排辈、老大保守中徒伤青年才俊之志，亲情、友情、恩情之中难免 因循守旧、任人唯亲之实，在这种文化氛围里，少有现代自我意识，少有开拓精神，对 家人越关爱，对他人越冷漠；对功名愈关注，对异性愈轻视。相比之下，人文江南更多 个性精神，更关注自我心灵，少有传统道德、伦理、长者、功名羁绊，因此江南多才子 佳人故事，才子可以少年得志，佳人则获尊重欣赏，但是，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染下， 也不乏轻狂之辈、狡黠之流。鲁迅先生在《北人与南人》中对“两种中国人”进行过对 比，虽然不单指齐鲁与江南文化，也可从中有所识见，“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 ，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他以一贯的启蒙意识指出， “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 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 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中国 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略”。当然，鲁迅也意识到这种取长补短的“自新之路”绝非是 个简单的过程，事实上，美好与圆满往往发生在想像之中，倘若彼此的劣势相互纠缠在 一起，“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 齐鲁伦理与江南诗意曾经分别是中国士人的光荣与梦想。在现代意识的冲击下，这种 光荣与梦想正在发生着异变，而在经济大潮的汹涌澎湃中，伦理人文与诗意话语更是遭 遇了全球性话语与消费神话的严峻挑战。仅仅凭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乐观 主义精神恐怕还远远不够，如何在吸取现代文明因子的基础上萃取儒风古韵与人文江南 的精华，如何在弘扬与实现个性自由、解放的征途中，突出西方话语中心的重围，重新 建构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应该是当下每个中国人的心底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