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今年2月8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上明确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要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法律化……。这些重要论断对于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的产生、发展史清晰地表明，要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必须树立宪法的至上权威。 一、奴隶制、封建国家不可能产生宪法，也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国或称“法治国”或称“法治”，其英文原文是“rule oflaw”，在德语中写作“rechtsstaat”。“法治”或“法治国”往往同“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这一提法连用。 “法治”是一个历史的阶级的范畴，不同阶级不同国家的不同人物对于法治的意义与形态有不同的概括，但“法治”应有二个层面的含义乃是众所认同的：其一，从形式上讲，它指国家不仅仅通过法进行统治，而且它本身也为法所支配。具有普遍、公开、确定性特性的法律规则是衡量国家行为的标准，国家行为可行与否和国家行为的方式，都受法的条件限制，取决于法。其二，从实体价值上讲，法治是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的理想化的拟制，它是人类文明的尺度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法治内容应体现社会正义，反映社会公平，符合广大人民的意志。 法治是作为人治的对立物提出来的，划分法治和人治的最根本的标志，应是在法律与个人（或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凡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便是法治，凡是法律权威臣服于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便是人治。法治权威和个人专断意志一旦产生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正如潘恩在其所著的《常识》一书中所说：“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成为国王”〔1〕。 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和西方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有许多著名思想家探讨过有关法治的问题，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春秋时期作为法家先导的管仲便已提出了“不能废法而治”的主张，商秧则提出了“刑无等级”〔2〕“垂法而治”〔3〕的要求。到了韩非，则更明确地说：“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道法万全，智能多失。”〔4〕 古希腊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并论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谐（“善”）——的两个基本政治准则，主张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约束，法律比人还要有权力。毕达库斯最早提出“人治不如法治”之说。古希腊伟大思想家（Aristotle公元前384—322 ）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明确主张：法律是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是导致“城邦”善的一个条件。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法治的基本要素在于“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5 〕他认为法治优越于人治，他说：“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凭感情用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正是没有感情的。”〔6〕因此， “谁说应该由法律遂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祗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7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对西方法治传统产生过久远深刻的影响。 罗马人的法治观直接导源于希腊文明，他们不善于思辨，但却精于行动，辉煌的罗马法成为罗马人法治观高耸的纪念碑，西塞罗所谓的“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成为一句不朽的名言。 尽管上述许多主张和思想都是极其辉煌而伟大的，但在奴隶制、封建制国家中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法治，因为真正的法治是建筑在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虽说民主政治的含义远较法治的含义为广，法治并不就是等于整个民主政治，但法治不仅是民主政府的一个表现形态，而且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属性，民主政治的一个最根本的要求是一切权力为人民所有，人民的公意在国家中表现为最高权力。而奴隶制封建制国家的典型的统治形式、典型的政体是君主制。君王制政体的特征是国家权力由一人掌握。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公开宣称：“朕即国家”。英国国王詹姆士说过：“国王权力无限”，“是国王创造法律，非法律创造国王”。路易十五国王则宣称：“君权仅寄于我一身……整个公共秩序皆自我出”。〔8〕中国古代的皇帝被奉为“真命天子”， 他们言出法随，口含天宪。在这种情况下，奴隶制、封建制时代的君主专制政权，纵使根据一定的法律来实施统治，也不能算是真法治，而是假法治，这是因为这种“法治”，只不过是帮助“人治”的是手段，只不过是贯彻和巩固君主专制的手段。固然那时有一定的法律，但这法律实际就是君主的命令，为了君主的利益，根据君主的意思，由君主自己所制定的。它只要求人民遵守和服从，君主自己是可以丝毫不受拘束的。执行法律的官吏，有时需要守法，有时不需要守法，这全以他们不守法的结果，是不利于人民，还是不利于君主来作出决断。被称为法家先导的管仲，据说曾辅导齐桓公历行“法治”，使齐国大治，但他所主张的却只是：“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9 〕在这里绝对服从法律的主体只是人民，君主是站在法律之上的法律的创造者，是不必遵守法律的。虽然他也要求“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但君主的“从法”和人民的“从法”，显然有着不同意义，它并不意味着强制人民的法律同样能拘束和强制君主。关于这一点，商鞅更是作了明确的诠释。他说“所谓赏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服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10〕“王令”即法律，谁不服从，谁就“罪死不赦”。虽上至卿相将军亦不能幸免；但也仅是“上自卿相将军”为止，君主本身自然不受拘束。不仅君主本身，连“太子犯法”也因为“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而只“刑其傅”，“黥其师”罢了。法家的治国理论在政治实践上只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对于君主，既可以“以法”而治，也可以是“滥法”而治，对于臣民既可能是疏法轻刑，也可能是繁法酷刑。由于它是在确保君权至上这一大前提下谈论“法治”的问题的，因而最终它必然会偏离法治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