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结束之初，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性质大致有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后冷战时代正在经历一个民族—国家间权力关系的循环变化，而在国家外交政策行为上没有根本变化(代表人物为沃尔兹)；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变化在国家行为和国际体系方面正在经历着本质上的变化(代表人物为福山)。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沃尔兹强调了延续性，而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福山则强调了变迁性。然而，冷战结束后十余年来的国际关系的客观发展进程，向这两种论断发起了程度不同的挑战。站在21世纪的门槛，回顾和前瞻国际关系的宏观场景，小约瑟夫·奈的论断似乎更加符合国际关系的客观发展事实，他认为“21世纪的确是一个有延续性和变迁性所构成的奇异的混合体”[1]。本文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拟从民族主义和区域主义视角出发，对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安全观念的建构加以探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后冷战时代国际安全研究进行理论上的反思。 一、东北亚区域及其区域主义 区域化与区域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界定时很难将它们截然割裂开来。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区域主义的概念有两个方面，在严格的意义上，区域主义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意识形态或口号。在宽泛的意义上，区域化可以被广泛地定义，包括自发形成的区域形式、区域合作与国际区域一体化以及没有区域意识的形式”[2]。然而，“区域不是独立或自我设定(self-contained)的实体”[3]，东北亚区域的界定与东北亚区域主义(即东北亚区域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和认同意识)密不可分，因为区域主义是构成区域的各个单位(国家/社会)自我理解的主干部分，这种自我理解可以在相当大的规范或感知上将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区别开来。 为了分析上的便利，我们区分了影响东北亚区域、区域化以及区域主义形成和演进的内源性(endogenous)和外源性(exogenous)影响。内源性影响是指发散于区域内部或为这一区域所包围的空间的那些影响；外源性影响是指发散于区域外部或与这一区域发生联系的外部空间的那些影响。 在古代和古典时代，存在着诸多相对独立的、独具特色的历史世界，具有鲜明特色的东北亚世界便是其中之一。关于这一点毋需证明。我们探讨的焦点在于，从国际安全体系与结构的角度，这些独立的历史世界(包括东北亚世界)是不是今天所言的区域？布赞和韦弗认为，“在1500年以前，前现代安全的发展变迁呈现出的是多重的、相对隔离的体系，但是这些体系不是‘区域性的’，因为全球层次并没有强大到足以产生一个全球的世界体系，因此这些相对隔离的体系不是区域(即次体系subsystems)，而是真实的世界(world)”[4]。布赞和韦弗的观点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否认了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两种分析层次，他们认为“国家安全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分析层次。因为安全动态是一种固有的关系，没有国家安全自身就包含这种关系。……(而)全球安全在整体上是指一种渴望，而不是一个现实。”因而，“相形之下，区域是指这样的层次，即各个国家或其他单位充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安全彼此不可分割。区域层次是指国家和全球安全相互作用的两个极端，大多数的安全行为在区域层次上发生。一般情景是在两个层次上结合(或同时发生)，体系层次上的全球性大国与区域层次上紧密相互依存的众多国家的相互作用。每个区域复合体都由彼此分隔的单位的恐惧和渴望构成”[5]。从中不难看出，布赞和韦弗的观点否认了处于前现代国际关系阶段的东北亚世界是现在所言的区域。表面原因在于他们的(新)结构主义观点过分强调了以区域安全为中心的国际安全在全球、区域和国家3个层次的互动关系，但更深层次上的原因在于他们忽略了东北亚世界的历史维度或是他们对东北亚的历史了解得有限。 事实上，作为前国际体系的一个独立的历史世界——东北亚，在被纳入现代国际体系之后，其区域的自律性和安全形态的独特性并没有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主要表现在：首先，东北亚直至相当晚近的现代时期才被纳入现代国际体系，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东北亚区域安全的外源性影响相当微弱，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在绝大部分时期里主导着东北亚区域(也包括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安全形态和观念，这种安全形态和观念迥异于现代的安全形态和观念，前现代的东北亚区域体系更强调伦理和文化因素，而现代国际体系则以实力和法律为基础；其次，在19世纪上半叶至于二战结束前，东亚区域安全形态和观念发生嬗变，这种嬗变的动力来源于外部(西方势力)和内部(日本崛起)两方面，仍然与西方或世界其他地方存在着异质性，最为显著的例证是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了带有挑战西方色彩的“泛亚主义(Pan-Asianism)”和“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其三，在冷战期间和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安全形态和观念处于复杂多变的时期，先是冷战期间受制于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后是陷入后冷战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情绪与全球主义/全球化的张力之中，东北亚区域安全形态(包括观念)进入了历史上最为复杂的阶段。尽管如此，面向未来，美国著名学者罗兹曼从文化的角度论证了东北亚的特殊性，他认为：“儒教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社会实践和具有竞争力的认同的综合物，拥有着继续生存的空间”[6]。因此说，作为一个区域存在，东北亚历时久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无论外源性的影响多么强劲，都没有完全消除和取代内源性影响。当然，这些内源性也在不断地更新和蜕变，但其始终是一个作为异质性的存在，不断向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及其原则彰显其特殊性。 作为一个区域的观念形态，东北亚区域主义则呈现出矛盾性、复杂性和流变性的特质。首先，在区域层次上(主要是内源性影响)，东北亚的核心部分(中国和日本)存在着领导权之争，核心部分与边缘部分力量分布不均衡，区域的各构成单位在经济上的亲善和政治上/观念上的敌对并存，在这一层次上凸现了东北亚的区域主义的矛盾性；其次，在全球和区域间两个层次上(主要是外源性影响)，存在着介入体系的多样性、介入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介入程度不一的斑斓场景，既有超级大国美国、区域大国俄罗斯(有时甚至涉及印度)，又有东盟、欧盟等区域性组织，在这个层次上彰显的是东北亚区域主义的复杂性；第三，在东北亚区域化的层次上(主要是内源性影响和外源性影响的互动)，各种性质、目的和宗旨不同的全球性组织、区域性组织相互渗透，这又使东北亚区域主义具有了流变性(或曰不确定性)。由于东北亚区域主义的矛盾性、复杂性和流变性，东北亚区域主义既有其自身的规定性和自律性(来自于历史和文化)，又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约和塑造(来自于现代国际关系的逻辑和实践)，因此，东北亚的区域主义可以称为“混合型区域主义”。这种区域主义的特殊性就要求人们不要以西方的经验(欧盟或北美自由贸易区)来评估和判定东北亚的区域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