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全球霸权的扩展，反美主义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其中，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最为激烈，对国际局势的影响也最大。九一一事件既是伊斯兰世界反美主义的极端反映，也是一个新的起点。美国随之展开的反恐战争，特别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推向新的高度，使之成为影响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发展乃至地区和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 从反西方到反美 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与反西方主义有内在的历史关联，经历了从反西方到反美的演变。 自19世纪全面衰落以来，伊斯兰世界在探求振兴之道时，一方面直面西方自近代以来所引领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抵制中适应，加强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改革和发展；另一方面思考造成落后的外部原因并加以改变，找回受损的尊严以增进应对挑战的信心和能力，求得生存的安全和发展的条件。在此过程中，几乎整个伊斯兰世界都认为，西方的侵犯是造成伊斯兰世界衰落和落后的重要原因，更是使它感到屈辱、威胁其安全和发展的现实挑战。 然而，伊斯兰世界反西方的情绪并非固有。在起初面对欧洲所代表的强盛的西方时，伊斯兰世界虽然感到失落、屈辱，但总体反应仍是尊重西方的成就，并进行模仿、学习和借鉴，以求摆脱自身的衰弱、贫穷和落后。伊斯兰改良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努力把西方成功的“秘密”引入自己的国家，希望能够由此实现与西方的平等，甚至恢复失去的优势。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伊斯兰世界对西方制度缺陷的认识逐步加深。“对于绝大多数中东人来说，西式经济政策带来了贫穷，西式政治制度带来了专制，甚至西式战争也带来了失败。……他们自我拯救的惟一办法是抛开改革者所推行的异教徒的革新，并回到真主为其人民指引的真正道路上来。”（注：See Bernard Lewis，“The Roots of Muslim Rage”，The Atlantic Monthly，September 1990，No.3.）于是对西方的拒绝甚至敌对的情绪开始在穆斯林社会蔓延。 伊斯兰世界反对西方的原因还不止于此。事实上，自11世纪以来，西方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连续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伊斯兰世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或者说，伊斯兰世界从辉煌顶峰跌落以来，就一直处于西方的挤压、渗透、侵犯和潜移默化的改造之中。从“十字军”东征、殖民主义扩张、帝国主义统治，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干预，以及全球化的冲击，莫不如此。如美国前情报委员会副主席、著名伊斯兰问题专家格拉汉姆·富勒所言：“穆斯林社会反西方的大部分历史情绪，都是在几个世纪的冲突和争斗，以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西方权力和霸权、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等一系列问题基础上产生的。”（注：Graham E.Fuller，The Future of Political Islam，Palgrave Macmillan，2003，p.91.）这些因素加上伊斯兰文明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差异和矛盾，使得各派政治力量和广大穆斯林民众，无论出于回应西方的现实威胁，还是为了实现自身政治目标，或者不满于西方政策对穆斯林切身利益的损害，以及对伊斯兰的不公甚至羞辱等原因，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西方。 美国作为20世纪以来西方的代表，在继承欧洲强势地位的同时也成为伊斯兰世界敌视和愤怒的焦点。伊斯兰世界敌视美国同样具有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深刻缘由。19世纪初，伊斯兰世界一般视美国为善意的国家，至少好于推行殖民统治的欧洲列强。19世纪中叶，美国派出的首批外交使团在中东建立了4个著名的文化教育机构，即：开罗美国大学、波斯美国学院、伊斯坦布尔罗伯特学院和贝鲁特美国大学。这些机构赢得了当地穆斯林民众的信任，成为美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桥梁。它们在向美国人介绍伊斯兰世界的同时，也“设法把美国人介绍给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以阿拉伯人种学研究者的身份为美国人服务”（注：Ussama Makdisi，“Anti-Americanism in the Arab World：An Interpretation of a Brief History”，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89，Issue 2，p.538.）。甚至直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迫使英、法、以三国放弃对西奈半岛的占领，美国仍被阿拉伯世界甚至范围更广阔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视为一支“火炬”、一个“政策规划中包含正义的新型世界大国”。然而，随着美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力量，取代欧洲列强在中东的角色，此政策转变慢慢导致伊斯兰世界的抵制和反对。“实际上，美国对这个地区威权政府的支持，以及对以色列虐待巴勒斯坦人的暧昧态度，并非没有受到关注；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推翻伊朗摩萨台首相，并帮助巴列维国王建立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统治，也不是没有受到关注。”（注：Hady Amr，“The Need to Communicate：How to Improve U.S.Public Diplomacy with the Islamic World”，Analysis Paper，No.6，January 2004，The 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pp.10—11.）广大穆斯林民众对美国政策的不满、反对和怨恨逐渐加重。 冷战结束和海湾战争既是美国在中东地位和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阿拉伯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反美态度发展的转折点。之后，美国在中东确立了全面主导地位，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在穆斯林看来就是侵犯）空前扩展。“美国主导下的阿以和平进程步履艰难，以色列的强硬政策和美国偏袒以色列加深了穆斯林国家的失望与不满。而美国对伊拉克没完没了的封锁和制裁，完全无视伊拉克人民的苦难和国际社会的呼声，也激起了越来越多的穆斯林的仇恨和愤怒。”（注：肖宪：《美国与穆斯林国家关系的发展演变》，载《亚洲论坛》，2001年第4期，第47页。）在伊斯兰世界，从政治伊斯兰的改良主义和现代主义到原教旨主义，再到其激进派，虽然支持者越来越少，但它们对美国乃至西方的仇视、反抗却变得越来越强烈和坚决，斗争手段的暴力倾向也越来越突出，直至实施恐怖活动。特别是以本·拉登为代表的激进分子，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主要是沙特阿拉伯、埃及、苏丹等）的支持下，在阿富汗作为“穆吉哈丁”（与“吉哈德”同义，即“圣战”），成功地抗击了对伊斯兰的“侵犯者”和“背叛者”——苏联和阿富汗亲苏政权。90年代，随着美国成为伊斯兰的首要“侵犯者”，美国及其伊斯兰盟友转而成为“穆吉哈丁”新的斗争目标。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等开始在许多地方对“侵犯者”实施打击。九一一事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美国的回应——“反恐战争”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愤怒与仇恨，尤其是激进势力的反击。整个地区范围内沉静而难以言表的痛苦，以及广泛的仇美情绪不断加深，现已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性质——一种主导性的思想形式，即反美主义。这不再是伊斯兰主义，而是针对美国表现出来的明显的愤怒。这种愤怒导致了对美国产品的非官方联合抵制，以及民众在日常社会生活层面的反美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