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经济的发展一直举步维艰，日本经济在20世纪最后十年的表现已经被盖棺定论为“失去的十年”（注：安志达：《经历失去的十年痛苦日本经济走上复苏道路》，载《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10月14日。）。进入21世纪之后的第一个五年中，日本经济复苏的迹象依然不够明显。针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日本政府自身都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反思，并逐渐达成共识：日本经济出现衰退并不单纯是由于泡沫经济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所致，也不单纯是经济周期作用的结果，而是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均到了必须转变的时期。日本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日本经济结构的双重性（注：神原英资：《日本为何难以推进结构性改革》，载《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5～6月号，第6页。），正是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症结所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开始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三次大的结构性改革。第一次是1995年村山富士内阁制定的《结构改革的经济社会计划》（注：裴桂芬：《浅析90年代以来日本结构改革》，载《日本学刊》2002年第4期，第97页。），这是日本惟一以结构改革为主题的中长期计划；第二次是1997年，桥本内阁提出的以“变革和创造”为主题的六大改革，包括行政机构、财政结构、社会保障、经济结构、金融体系和教育改革（注：裴桂芬：《浅析90年代以来日本结构改革》，第99～101页。）；第三次是目前的小泉内阁所推行的结构性改革。 以改革内阁自居的小泉在竞选宣言和施政演说中，提出了改革的纲领和宏伟计划，将处理不良债权问题作为计划的核心。小泉内阁相继出台了结构改革的框架计划、改革工程表和改革先行计划。2001年底出台了《政府中期经济财政计划》和《紧急对策项目》等。从小泉改革计划的出台顺序及过程看，框架方针是宏伟的，提出的七项改革计划超过了桥本的六大改革，改革工程表面上看来是具体的、全面的，决心也相当大。然而，小泉内阁雄心勃勃的改革设想，在实践中从一开始就显得力不从心，到了中期后，经济财政计划更是裹足不前。目前，小泉内阁的“改革”形象在日本国民中已大打折扣，改革的前景也变得黯淡。 为何日本的结构性改革如此艰难？为何日本的结构性问题如此明显，却又难以触动？为何许多改革政策的初衷虽好，但是真正实施时却与最初的设想相去甚远？ 事实上，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与日本的政治体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政治体制是造成日本经济双重结构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阻碍经济结构改革的重要因素。日本政治体制的突出特点就是日本政治舞台上行政官僚、政治家（政党）和利益集团所形成的“铁三角”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根深蒂固的各利益集团成为左右日本政治经济政策的主要力量，也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 日本政治体制中的“三角同盟” 日本的现行政治体制是在二战结束后确立起来的。在美军占领初期，占领军总部的民政局官员们原本希望在日本实施美国式的决策过程，即“三权分立”，确立国会是“惟一的立法机关”，形成以议员立法为主的决策过程。但是，由于行政官僚对国会的渗透以及两党竞争、一党长期执政的政党体制，使得决策过程复杂化，最终还是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的最突出特征就是行政官僚、政治家（政党）和利益集团所形成的“三角同盟”。 （一）战后官僚体制的强化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国家主导下迅速实现了现代化，而政府官僚作为拥有较大权限的“天皇侍从”，在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等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决定行政各部之官制及文武官吏之俸禄及其任免”，而不是由国会决定。在天皇权力的支持下，政府官僚不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他们在从事决策活动时也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得以“超脱”政治家和公众的影响。在拥有强大决策权的基础上，官僚通过行政权控制了社会的各个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军进驻日本，占领军当局开始着手对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彻底改革，解散财阀并按照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重新塑造日本的政治体制。尽管在占领军当局内部也存在着“应该解散日本原有官僚机构，重新组建新的行政集团”的意见，但占领军当局最终还是采用了利用原有的日本行政机构进行间接统治的原则。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美军进驻日本时没有遇到预料中的任何抵抗，而利用现存政府可以减少占领费用等；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日本政府再三反对军事管制的结果。这种间接统治方式的直接后果就是除了军需省、陆军省、海军省等与战前军事密切相关的行政部门被解散外，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日本原有的官僚体制以及由其管理国家的行政模式。因此，战前行政官僚所拥有的权限与地位，因官僚机构及其成员在战后初期民主化改革中未受到较大冲击而保存下来（注：梁云祥等：《后冷战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不仅如此，由于绝大部分战前的政治家被禁止从事政治活动，在严重缺乏政治人才、政策制定主要依赖行政官僚的情况下，大批行政官僚通过选举进入了作为惟一立法机构的国会，其身份也由行政官僚转变为政治家，并构成战后新的政党的核心力量。然而，尽管他们已经成为政治家，但其思维方式仍然是官僚式的，同时由于他们在省厅内部具有密切的人际关系，也使得他们习惯于利用行政机构的人力资源完成本属国会议员的工作。于是，大批高级官僚转入政界的结果，是使得日本的决策过程乃至政治过程朝行政机构一方倾斜，官僚体制不仅没有被弱化反而得到了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