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理论来源于实践，它所具有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不仅体现了它的理论价值，而且体现了它的实践价值。正是有了价值论，枯燥的理论才变得鲜活起来。在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不仅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而且更具有充满活力的实践价值。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是什么？目前学术界在分析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时，大多是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的角度展开的。在分析和判断国际局势、确定国际战略目标和做出对外政策的时候，毛泽东究竟是以意识形态为重，还是以国家利益为重，还是两者的结合？目前，争论还在进行之中，但也似乎有了基本的结论。一是认为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相互作用的产物；二是认为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但是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三是认为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是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总体利益相结合的产物；四是认为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是分阶段的，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上，时而以意识形态为重，时而以国家利益为重。本文则从权利的角度对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进行论述，认为维护主权利益与反对强权利益是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价值取向。（注：本文“国家权益”概念取之北京大学梁守德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国家权益亦称国家利益，即国家的权利、权力和利益的总称。它以国际法为准绳，区分为主权利益和强权利益”。“正当的国家权益叫做主权原则内的权益，或称主权权益，不正当的国家权益叫做主权原则外的权益，或称强权权益”。见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一 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的确很浓。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这种意识形态内容，我们可以在他的国际政治时代论、力量对比论、秩序论和战略论中随处可见。第一，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全人类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的面目、历史的方向就变了。……十月革命后的新的历史方向，就是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1](p.289) “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2](p.1357) 从而确定了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战争、革命与和平的时代主题论。第二，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把阶级、政党、人民、民族和国家都作为国际政治的行为体，尤其看重民族和国家在国际政治重点地位和作用。他根据社会制度的不同，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形成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他坚决支持国际上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受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并且把他们看作一种重要的国际力量，从压迫与被压迫、控制与反控制、民主与反民主、霸权与反霸权、战争与和平等角度将世界划分出各种力量，形成了以力量对比为特色的国际政治格局论。第三，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未来的国际原则是和平[3](p.19) 以及不同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4](p.354) 的理论，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和战争政策，形成了以独立自主、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秩序论。第四、他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反对帝国主义，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反对美苏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论。可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毛泽东又是新中国的领导人，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十分强烈。他的国际政治理论尤其是国际政治战略论中非常重视国家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第一，他把国家的安全作为首要的利益，决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损害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面对美国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他断然决定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来又决定援越抗法和支持印支三国反对美国的侵略，并且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调整对外战略，相继组建广泛的反帝和反霸统一战线，打破帝国主义的军事封锁和战争威胁以及苏联的霸权主义威胁；同时，他坚持独立地发展国防力量，尤其是顶着美苏两个核大国的压力，在国家处于困难时期独立发展核力量和航空航天技术，增强国防力量，确保国家安全。第二，他高度重视国家的政治安全利益，尤其是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新生政权的稳固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在国际社会中，他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努力发展对外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与苏联关系极为友好。虽然苏联对中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极力支持，但是毛泽东在强调国家经济利益的时候，不忘记中国主权的利益；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时，他坚持要在对方断绝与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关系后再通过谈判重新建交，同时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他坚持必须在国民党残余政权的代表从联合国退出之后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他积极主张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参与国际事务，并且积极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开展的不结盟运动，充分发挥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中一个大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第三，他非常关心国家的经济利益，主张利用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张首先发展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同时积极寻找途径发展与美国以外的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以求打破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他还从政治高度出发，积极支援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经济建设，支持世界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第四，他高度重视维护国家的文化利益，在强调学习其它国家先进文化成果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点。他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出发，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斗争，特别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领域，实现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他不但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而且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修正主义，保持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做到不变修，不被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在强调文化利益时，他主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同时，他反对全盘照抄，认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5](p.41) 他非常重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对中国的侵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