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现实主义的思想演化经历了古典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冷战后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4个大的阶段，（注：学界对现实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并不完全一致，有的没有包括古典阶段，而是将摩根索等人的理论称为经典或古典、传统现实主义，我们则取广义上的划分。冷战后现实主义诸流派的介绍可参见于铁军：《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5期，第29～34页；Glenn H.Snyder，“Mearshemi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1，Summer 2002，p.149；Gerald Geunwook Lee，“To Be Long or Not to Be Long——That Is the Question：The Contradiction of Time-Horizon in Offensive Realism，”Security Studies 12，No.2，Winter 2002/2003，p.196。）形成了4个方面的理论内核：在基本假设上，都认同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并把它作为理论演绎的逻辑前提；在分析单位上，坚持国家中心论和理性国家论；在核心概念上，坚持权力政治论；在哲学观上，对国际政治总体上持悲观态度，认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冲突的，历史是不断循环而不是向前进步的。（注：基欧汉、吉尔平、尼科尔松、格里科等人都曾论述过现实主义的核心前提，参见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Westview Press，Inc.，1989，pp.38—39；[美]罗伯特·基欧汉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278页；[英]提莫·邓恩、密切尔·考克斯、肯·布斯主编，周丕启译：《八十年危机：1919～1989年的国际关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106页；[美]大卫·A.鲍德温主编，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18页。）但在如何理解这些基本假设，怎样精确地界定和解释核心概念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等方面，现实主义阵营内部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同时，自中世纪末期复活以来，现实主义作为整体也在不断地遭受外界的批评。内部分歧与外部批判一直伴随着现实主义的演化与发展。 一、无政府状态与安全困境 无政府状态是现实主义的逻辑起点，安全困境则是国家对这种体系性质的认知结果。尽管各派学者都认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并对安全困境持悲观态度，但对其引发的后果看法并不完全相同，对如何破解安全困境也各持己见。 （一）关于无政府状态 传统现实主义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本质，摩根索认为，引起权力争夺的原因之一是不存在仲裁者。（注：传统现实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看法见Kenneth N.Waltz，“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in Charles W.Kegley，ed.，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New York：Jr.St.Martin's Press，Inc.，1995，pp.78—79；[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2～83页；[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但传统现实主义只把它作为影响国家行为和国际政治的次要因素。因为传统现实主义是以人性为起点展开对国家行为探索的，把人对权力的渴望放大到国家行为中，指出国家受人性支配，冲突和战争植根于人性，所以传统现实主义又被视为人性现实主义。（注：参见Kenneth N.Waltz，“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p.79；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18页。）新现实主义将无政府状态作为理论起点。无政府状态源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概念，意指“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强调的是混乱和无序，但华尔兹在运用时去除了其中的人性论色彩，将它更客观地界定为缺少提供公共安全的中央政府，他认为无政府并不一定意味着无序、战争和混乱，因而国家对无政府状态的反应与前人所强调的个人对自然状态的反应态度就有所不同。华尔兹更强调国家的自助、内向和防御性，而前人更强调外向和进攻性。 人们普遍认为，新现实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它摒弃了以往现实主义的人性分析，因为人性是不确定的。华尔兹认为，人性本身无法解释战争与和平，人性既是1914年战争的原因，同样是1910年和平的原因。（注：参见[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倪世雄等译：《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5页。）新现实主义的这一指责似乎很有道理，并被人们长期接受。从逻辑角度看，人性确实是常量。但事情并非那样简单。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岁月，国际社会都处于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也是恒定的，同样是常量。根据逻辑规则，常量无法解释变量。这说明人性和无政府状态只能作为假设起点，要真正形成因果关系，还要依赖其他变量，即人性和无政府状态的后果。前者体现为国家对权力的理解和认知，即国家的理性，它建立在国家的能力基础上；后者体现为国家对国际体系的认知，即对安全、生存、威胁的度量，这也建立在国家能力基础上。国家的能力，无论是相对能力还是绝对能力都是可变的，它可以改变国家的欲望程度或政策目标，也可以改变恐惧的程度和大国的行为，（注：Gerald Geunwook Lee，“To Be Long or Not to Be Long，”p.200.）因而它才是真正的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