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方面，语言通常被认为与外交或谈判有关，战争则被看做与暴力或行动有关。在以物质视角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里，暴力或行动处于政治分析的核心地位，而语言的作用问题则被纳入非物质的范畴而不受重视。（注：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强调国际政治体系中的物质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对国家行为体的利益和行为所构成的影响，语言/话语的作用则不被纳入它的理论框架视野里。新现实主义的代表著作有：[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然而，2003年当美国政府在“反恐战争”的名义下派兵大举入侵伊拉克并“征服”这个国家时，人们看到，美国政府在操纵政治话语方面所投入的精力并不亚于它在对这个国家采取战争行动时所投入的精力。为了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政府在国际和国内不同场合进行了一系列有系统的“战争动员”宣传，利用政治话语建构起一个迫在眉睫的“伊拉克威胁”，并动用美国军事力量推翻了由萨达姆所领导的伊拉克政权。在这个过程中，政治话语和战争行为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事实上，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忽视和回避语言的作用是一种严重的失误。尽管国际政治经常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更多的场合，国际政治则是与唇枪舌剑有关的。本文指出，语言在国际关系中是至关重要的，它经常处于政治分析中的显著地位，并对实际的政治进程及其结果构成一定的影响。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为人们考察语言和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案例。本文避免叙述美国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中所抱的战争动机或采取的实际军事行动，而是关注美国政府如何利用一系列政治话语为发动这场战争而进行的“战争动员”。本文仅选择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政治话语并对其进行必要的分析。 那么，布什是如何利用一系列政治话语进行“战争动员”，为发动实际的伊拉克战争寻找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呢？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乃是寻求揭示美国政治领导人的政治话语以及它们在当代美国对外政策尤其危机和战争政策中如何起着重要作用的过程。本文提出一种研究假设，即美国总统布什把“战争动员”话语作为对伊拉克政策的一项战略工具，通过把萨达姆政权叙述为一个迫在眉睫的“敌人”，将它“邪恶化”和“罪孽化”，使美国政府在采取行动“更迭”一个主权国家政权、在动用美国国内及国际社会的有关资源方面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本文首先试图从理念上探讨语言和国际关系之间所存在着的联系，然后考察美国总统布什有关伊拉克“战争动员”话语所处的一定历史背景或者说语境，因为这对理解布什“战争动员”话语的含义是有必要的，随后选择布什的“战争动员”话语并对其进行必要的社会/文化分析。 语言和国际关系 冷战结束后，以物质观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国际关系学科日益突破传统上单一狭窄研究视角的藩篱，鼓励倡导使用不同视角和多层面的分析工具，使研究者所描绘和试图揭示的国际关系“画面”更加贴近真实。近些年来，由于受到社会/文化理论的启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非物质因素（如观念、信仰、规范及身份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关注国家内部各种社会及文化力量与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之间如何具有相互构成的关系。 语言属于非物质因素范畴。尽管近些年来一些中外研究者开始关注并试图揭示语言/话语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方面所具有的学术价值，（注：从一定程度上讲，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话语分析视角借鉴了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实证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所提出的见解和知识。可参阅任晓：《试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话语》，载任晓编：《国际关系理论新视野》，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沈奕斐：《从语言角度看中国国际秩序理论发展20年》，载任晓编：《国际关系理论新视野》，2001年版；刘永涛：《话语、权力与“中国威胁”建构》，载倪世雄、刘永涛编：《美国问题研究》（第二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但兴悟：《中西政治文化与话语体系中的霸权——中西霸权观比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第14～19页；David Campbell,Writing Securit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2;Denise M.Bostdorff,The Presidency and the Rhetoric of Foreign Crisis,Columbia:Univer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4;Henrik Larsen,Foreign Policy and Discourse Analysis,London:Routledge,1997。）但是，从总体上讲，语言作为一种政治分析变量，仍然处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边缘地位。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长期以来，由于受物质视角理论框架的影响，决定国际关系政治过程及结果的力量一直被认为主要是与实际的行动而不是与语言有关，行动和语言被看做是彼此相互分离的两码事情。语言通常被认为是靠不住的东西，就像一般俗话里所讲的“言不由衷”、“事实胜于雄辩”、“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等。另一方面，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往往难以从经验上给予充分的说明，（注：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非物质因素（包括语言因素）的不可实证性是物质论倡导者们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新现实主义者看来，这类非物质因素研究“没有提供经验上的分析”去支撑自己的见解。见John 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Winter 1994/1995,p.44。）因此，在一般的国际关系研究中，语言通常作为一种辅助因素而被低估和不予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