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全球化”一词是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西雅图事件而进入人们视野的。近几年来，学术界对反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各种观点异彩纷呈，研究角度五花八门，学术成果也日益丰硕。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必要对反全球化运动的基本含义、主导力量、实质特征等基础性问题进行梳理，厘清国内外有代表性学者的观点，以助于人们从不同角度和方位认识反全球化运动。 一、反全球化的基本含义 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包括所有与全球化相对的行为、思想和情绪，可以是对全球化的违背、破坏；可以是对它的反对、抗议；也可以指对它的反省、怀疑，亦可以指对全球化不满的情绪和态度。有的学者把反全球化看成是全球化的反题，是“另一种全球化”。[1] 从现象上看，反全球化主要指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这些人或组织并不是反对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维基百科全书认为，反全球化是一种反对全球化的消极影响的政治姿态；[2] 第二种情况是指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国外有的学者称反全球化运动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嘉年华会”（或狂欢节，carnivals against capital）。[3]（P3）第三种情况反对的是带有某种倾向的全球化。如果把全球化看作是西方化、帝国主义化，那么反全球化就是反帝反霸运动；如果认为全球化就是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公司凌驾于政府之上，那么反全球化就是反新自由主义。 从本质上看，反全球化并不是对全球化的全盘否定，更不是要逆转全球化进程。大多数反全球化积极分子并不认为他们是全球化的反对者。“所谓的反全球化运动，这一称呼更多地被运动的反对者而不是运动自身所采用。”[4]（P386）乌尔里希·贝克声辩说，“在大街上游行抗议全球化的人，不是‘全球化的反对者’”，他们只是“用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反对自上而下的全球化”。[5]（P293）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德伯更进一步地指出，“用‘反全球化’这样一个标签是不适当的，因为这些专门爱唱反调的力量虽然强烈地反对全球化，但也热忱地呼唤全球正义和缔造全球社会”。[6]（导言）不少反全球化者自身认为“我们进行的不是一项反全球化运动。我们反对‘公司领导的’全球化。我们进行的是一项全球正义运动”。[7]（P294）我国学者也指出，“反全球化”这个词还不如称之为“正全球化”，即纠正全球化。[8] “反全球化侧重在一个‘反’字。但是，如同黑格尔的辩证法，否定本身就意味着肯定。反全球化的‘反’本身也意味着对未来的追求。不同的反全球化有着多样的全球替代方案”。[9] 总之，作为一个流行术语，反全球化这一概念并不严密，如同全球化概念的宽泛性与模糊性一样，人们对反全球化的理解也见仁见智。 二、关于反全球化运动的主体 研究者普遍认为，反全球化队伍庞杂、阵营混杂、成员复杂。在这一庞杂多元的人群中有没有一种主要的、主导的力量？究竟谁是反全球化运动的中坚力量？对此，学术界存在争议。 1.弱势群体论（边缘论）。 这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弱势群体主要是指一批收入较低、生活困难，社会资源短缺，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并缺乏相应发展潜能的人群。在全世界欢呼全球化时代到来的同时，全球仍有10多亿人仍然生活在日益恶化的贫困状态中，其中主要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儿童、老人、失业者和残疾人等这些弱势群体。如果没有积极的救助和各种制度化的保障，全球化是很难从总体上改观弱势群体状况的，弱势群体将永远被埋灭在社会的最底层，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害者。据此，有的学者指出，“发达国家的弱势群体生活贫困，因此反全球化在相当程度上是代表了发达国家中穷人的心声”。[10] “从国际结构来看，反全球化的力量主要存在于‘边缘化’或即将被‘边缘化’的国家；从阶级结构来看，反全球化的力量主要表现在处于社会底层的容易受到伤害的人群”。[11] 也有的学者观点更具体，“参加反全球化运动的人是各种各样的，但主力是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人民以及发达国家的工人，他们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12] 国外网站把反全球化视为来自民间的基层民众运动（grassroots movement），[13] 认为参加反全球化游行示威的人主要是劳工。全球化带来了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批工人失业下岗、收入锐减，加上原有的“福利国家”制度在全球化冲击下开始崩溃，一般民众的福利水平大幅下降，从而沦为全球化中的受害者，投身于反全球化的大潮中。 2.中产阶级论（精英论）。 这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该观点认为发达国家中的中产阶级是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力量。有人断言，“几乎所有的抗议主体都来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4]（P177）“反对全球化的中坚力量并非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成千上万的劳苦大众，而是那些食有鱼、出有车的发达国家中产人士”。[15]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反全球化是“西方抵抗西方，富人反对富人”的运动。“大多数的参与者是白人和中产阶级，有色人种、边缘化、受压迫群体在西雅图事件和此后的任何大型示威游行中并没有很好地为自己代言”。[16] 约瑟夫·奈指出：“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群众运动不一样，当前的抗议不是群众运动而主要是上层人士的行动。他们的领导人常自称代表穷人和全球平民社会，但他们却是富国相对富裕和自选的群体。”[17]（P109）也有的学者称之为“热衷于社会改良的中产阶级白人”（white middle-glass do-gooders）。[18]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反全球化游行示威活动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著名城市，如纽约、伦敦、西雅图等，即使示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那些策划者或带头人也大多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界的精英人物”。[19]（P19）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较强的经济能力，并掌握了因特网等先进技术手段，最有能力组织、参与世界性的反抗运动；另一方面，他们对全球化的认识也比较理性，能超脱个人处境的局限性，倡导环保、人权等有利于全球进步的观念。反全球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书斋里的反抗者”主要来自于这一类人，呼唤更有人性的全球化是他们的普遍诉求。“他们参加这样的活动，也主要不是因为个人的饥寒交迫、衣食不保，深深地激怒他们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类绝大多数的共同利益，对劳动者的权利、人的尊严、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的践踏”。[20]（P5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