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长期实践的结果，海权的观念很早就进入了人类的认识视野。但海权成为一种理论或系统化的观念逐渐被各国所接受并转化为一种海洋战略，则是在近代海上强国的相继出现以及海权理论相关著作陆续发表之后。尽管人们对海权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但笔者倾向于认同海权应是国家“海洋权利”（sea right ）与“海上力量”（sea power）的统一的观点（注：张文木：《论中国海洋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第8页。）。同时笔者认为， 以强调海军力量和海上安全为主的观念是传统的海权观，而认为海军力量、海上安全同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科技并重的观念是新综合海权观。海权观支配海洋战略。受传统海权观支配的海洋战略是传统海洋战略，受新综合海权观支配的海洋战略是新综合海洋战略。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迫切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海洋战略。近邻日本自近代以来便以海洋强国的身份出现在东亚，其海洋战略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参考案例。本文试图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日本的传统海权观及其形成、日本向新综合海权观及其战略的过渡以及日本的海洋战略对中国的影响等三个方面作一初探。 日本的传统海权观及其形成 日本四面环海，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代，海洋起到了难以替代的屏障作用。日本近代以前仅有的蒙古海军侵袭就因海上气候的恶劣而被阻遏。于是，日本逐渐形成了海洋是保护日本的天然屏障的朴素观念，加之锁国政策的推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的海权观与世界近代的海权观几乎隔绝。 但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西力东渐，海洋不再是交通的屏障而是交通的便利。俄国及英国的舰船分别出现于日本的北、南海域，少数日本人的海权观念发生了变化。工藤平助的《赤虾夷风说考》、林子平的《海国兵谈》、横井小楠的《国是三论》、本多利明的《经世秘籍》等著作陆续出现，分别从岛国位置、海军军备、海外贸易等角度提出了日本的海权观。例如，日本海防理论的先驱林子平，提出了转变海洋为国家天然屏障的观点为海洋也容易成为敌方进攻之便利的观点，探讨了日本的发展与海军建设之间的关系，主张建立欧洲模式的海军；横井小楠提出了海洋对国家安全与发展存在利弊转换的看法，提出日本应利用海洋给国家发展所带来的益处为日本服务。随后，日本又出现了一些关于海军战略、战术的译著及专著，例如本木正荣翻译的《海岸炮术备要》、天文方译局人员翻译的《海上炮术全书》、铃木春山翻译的《海上攻守略说》、藤井三郎著的《舶炮新编》等。 观念的彻底转变还需要环境的巨变。鸦片战争中大清帝国竟被岛国英国的几艘军舰击败；美国培利舰队叩关以及随后各欧洲列强坚船利炮纷至，日本也被迫开国签约。这一系列残酷的现实终于使日本社会彻底接受了近代的海权观念。日本开始进入重视海军及海上安全的传统海权观阶段。 明治维新伊始，日本天皇就提出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注：《明治文化集》第2卷，日本评论社1928年版，第33、34页。）的强国目标，并被作为国家意志由日本政府坚决地贯彻执行。1872年2月， 日本废除了兵部省，设置了海军省和陆军省，从而使日本海军完全独立。为加大对海军的资金投入，日本皇室、文武官员以及普通国民都积极捐钱、购买公债。随着马汉著作的问世，海权观进一步理论化，日本又陆续出现了一批海权论者，如金子坚太郎、小笠原太郎、秋山真之、佐藤铁太郎、加藤宽治等。他们的特点是把“马汉海权观”与日本的实际相结合、把海洋战略研究与海军战术研究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日本传统的海权观及海洋战略：日本及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海洋，海洋的关键是制海权，制海权的关键在于海军的强大，海军战略的关键是通过舰队决战击溃敌方。从此，日本开始以海军扩张为依托，追求海权强国的目标，并将邻国一次次拖进战争：甲午战争以日本突袭清帝国的北洋海军开始，日俄战争以日本袭击俄国驻旅顺的海军开始，太平洋战争以日本突袭美国驻珍珠港的海军开始。正如《日本海军史》所言，“使日本海军兴起的是战争，使日本海军覆灭的也是战争。”（注：[日本]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高度重视依托海上力量夺取海洋利益的传统海权观及海洋战略，助推着日本在70余年间，走完了从岛国扩张为东亚海上及陆上强国，而后又回归岛国的历程。 日本向新综合海权观及其战略的过渡 二战结束之后，日本的海权观及海洋战略因军事上的彻底战败和科技的发展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日本向新综合海权观念过渡，即在高度重视传统的海上军事力量及海上安全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海洋资源、海洋环保、海洋科技等非军事因素。不过，前后两者并未完全对等，这使日本的海洋战略表现出过渡性的特点。 一方面，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科技在开发海洋资源、谋求海洋权益中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从而导致日本海权意识也充分考虑海洋资源、海洋环保、海洋经济及海洋科技等因素，并在制定和实施海洋战略时把这些非军事因素列入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