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历经20多年的建设、发展，现已进入讨论构建宏观理论、孕育各种学派的新阶段，突出表现在国内讨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研讨会增多，有关理论建设主题的学术论文也呈现上升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系统总结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成绩，并对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方向、路径选择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前瞻性思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最近讨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三篇有一定代表性的论文为基础（注：这三篇论文分别是：俞正梁，陈玉刚：《全球共治理论初探》、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试图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基本概况和研究成果做一简单总结，并对未来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思考。 一、研究现状的概述 自北京大学梁守德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代际上划分大致呈现三个特征： 第一，一批国际关系学界的年轻学者利用自身较好的语言条件，积极研究和探索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的学者甚至自觉地把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分析中国和国际社会面临的新问题。近几年，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崛起的建构主义，在中国都有一批执着的“信徒”。这说明，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学派意识开始萌生，学派的自觉性开始增强，这是好现象。但同时在这些现象的背后也暴露了一定的问题。由于年轻学者大部分相对缺乏西方深厚的历史、哲学和文化积淀，难以准确理解和把握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正如王缉思教授所指出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脱胎于西方传统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割断历史来学显然不通，而在国内从头系统学，时间又不允许，更何况缺乏合格的师资和教材。”[1]（P307）这就导致了年轻学者的很多理论成果只是停留在对西方理论评述、归纳上，理论创新明显不足，尤其是对探求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在思想、方法和研究兴趣上，都准备不足。 另一方面的不足是，由于年轻学者成长经历的特殊性——从学校到学校或各种研究部门，同时由于他们在社会和政府决策咨询部门地位的有限性，结果导致他们的问题意识比较淡薄，尤其是对中国自己面临的外交问题，他们偏好从西方理论到西方理论的逻辑推演，食洋不化的痕迹一定程度存在，并且有越来越泛滥的趋势。这一点已经引起老一辈学者忧虑，认为“青年人可能在摆脱了曾经束缚老一代学者的教条的同时，不知不觉被另一种教条——当代西方理论模式所困扰。[1]（P306） 第二，一批活跃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中年学者，他们大多有在西方学习（短期或长期）的经历，并且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保持比较密切的互动，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跟踪比较紧密。同时，与年轻学者不同的是，由于这批学者在决策层和社会上有较高的地位，与国内政治和社会层面互动频繁，再加上他们的成长经历丰富（很多人有下放的经历），他们比较关注现实存在的问题，问题意识强是他们这一代学者的特色。这些学者能够自觉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回答、解释国际上的现实问题和理论热点，包括中国外交需要直面的问题。由于他们大都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严谨训练，在问题的提出、基本假设的设定、逻辑或实证检验以及结论的得出等社会科学研究程序方面，他们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以及与国际接轨方面、对话方面做出了贡献，在学界、社会和国际上都享有比较高的声誉，构成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团队的中坚力量。但同时，正由于这批学者过于关注现实问题，也由于中国国内学术评估机制本身的问题（如国家社科基金选题多是讨论现实问题），导致他们没有精力、时间和资源对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对如何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这样的宏大问题进行足够的、宏观的、系统的思考；也正是由于他们中很多人与决策层接触较多，在学术思维和政治思维发生冲突时，他们思维方式的保守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与美国这一年龄段的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相比，这方面的不足就可以看得更明显。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遗憾。 第三，一批年龄相对偏大的学者，由于语言（他们大多学俄语）、历史、知识结构的因素，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表现出浓厚的、执着的研究兴趣；对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基本持一种保留甚至批判的态度。例如，有学者认为“资产阶级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所谓‘现实主义’和‘行为主义’出发，采取简单枯燥的历史叙述方式，从事鼓吹权力政治、势力均衡、国家利益等等，甚至提倡‘一个国家只有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力，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总的来说，它是为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的利益服务的。当然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但是在维护帝国主义利益这一根本点上并无任何变化”。[2] 这些学者坚持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马克思、列宁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学说同中国外交的具体实际以及时代特征结合的成果。他们也关注现实问题，但这些问题更多涉及的是宏观问题，如时代主题、国际格局、国际新秩序的建立。由于这些理论成果是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存在或者相联系，所以其权威性往往不容挑战，不容争论。正如此，他们与西方学者、甚至与前述两代学者的平等对话经常缺少一个公共平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