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一、引言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主流。但遗憾的是，在当今国际学术界，具有世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关系理论（如以华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以考克斯为代表的新葛兰西主义学派以及斯蒂芬·海默的理论）和拉美的理论（如依附论和依附发展论），却没有中国学者的理论。在中国某些自称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关系的文章中甚至出现了把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基本假设和基本方法（如工具理性的国家、个体主义方法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注：鲁品越：《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世界秩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4～13页。该文尽管从国际生产力的变革来解释世界秩序的变革，但有意思的是，作者用博弈论或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佐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如作者提出“囚徒悖论”的哲学意义就反映了这一问题（参见第13页），但“囚徒悖论”的基本假设（先验的工具理性）和基本方法（方法论个体主义论）都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与方法，马克思早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就提及过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不真实性。参见[德]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6～87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文化差异、语言和知识积累的问题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学者对什么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清楚。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公认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存在着巨大争议的国际性问题。造成这种争议的原因有二：（1）马克思的思想在不同时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不论是自称的还是被认为的）对马克思的思想有不同的解释；（2）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革命实践不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根据本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坚持（或提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或认同某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正是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当今世界出现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这些流派大致分为四类：（1）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存在于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2）西方马克思主义；（3）主要存在于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它的思想体系主要是反对外来经济剥削、要求民族解放和要求大众政治参与；（4）西方学者中关注于“目的本身的哲学和其他远离政治的如文学批判之类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思潮。 （注：Joshua Michah Marshall,“Kerry Faces the World”,The Atlantic Monthly,July/August 2004.）这一分类来自[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邓正来等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7页。）在这四类马克思主义流派中，各个流派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分支，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潮。 （注：Joshua Michah Marshall,“Kerry Faces the World”,The Atlantic Monthly,July/August 2004.）关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类见李青宜：《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及其内部分支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存在着不同观点，而且对一些现实的具体问题和具体革命方式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如在方法论上，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结构主义的，是一种科学主义的思想体系；（注：关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观见Louis Althousser,For Marx,London:New Left Books,1977。）而葛兰西和卢卡奇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主义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体系。（注：葛兰西的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观在他的《狱中札记》中有全面的阐述，见[意]葛兰西著，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见[匈]卢卡奇著，杜章智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在一些现实问题上，一些流派坚持资本主义危机即将出现，有的流派则认为，资本主义处于发展之中。在革命的方式问题上，有的流派坚持暴力革命论，有的流派则强调“社会民主论”和“文化霸权论”（即强调以民主方式与改造人的主观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方式）。甚至当今一些马克思主义流派在一些现实问题上与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存在着差异，如马克思尽管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合理、不公正的，但他认为资本主义有进步性，特别是对前资本主义地区（不发达地区）的扩张有一定的进步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发展了不发达地区的资本主义，促进了发展和进步，并为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注：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展上的进步性见[德]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6页）；资本主义在不发达地区扩张的进步性见：[德]卡尔·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75页）。）但世界体系论和依附论认为，资本主义在世界的扩张没有进步性，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造成了第三世界的不发达，没有促进资本主义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注：在世界体系论中这种观点最集中地体现在华勒斯坦的《历史资本主义》中（参见[美]伊曼纽尔·华勒斯坦著，路爱国、丁浩金译：《历史资本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在依附论作家中，这种观点比比皆是，我们可以从依附论中一个代表人物安德列·冈达·弗兰克著名的《拉丁美洲：不发达或革命》（Andre Gunder Frank,Latin America: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N.Y.:Monthly Review Press,1970）中看到最集中的表述。有关依附论在这方面的综述可见James Caporaso,ed.,“Dependence and Dependency in　the Global Syste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1978。）在国际关系中，这不仅涉及是推翻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还是改革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问题；也涉及不发达国家是要割断与资本主义世界联系、立足于自主发展，还是要加强与资本主义世界联系、借助于资本主义世界来发展自己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涉及第三世界国家是否要挑战现存世界秩序的问题。

      因此，由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存在着争议性，要界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就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正是由于这种状况，我们可以见到历史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为证明自己思想的正统性而相互批判。但是，如果能放弃教条主义的绝对性，以一种相对包容的态度来看待各种被认为是应用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我们也许能接受一种比较宽泛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这样，对确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就有了一个参照。

      二、马克思主义的界定标准

      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以经济决定论为基础的阶级分析法，但这一界定并不准确。因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就批判过经济决定论，如葛兰西对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通俗读本》的批判。（注：见[意]葛兰西著，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译：《葛兰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8～511页。该书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着重批判了经济决定论。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的论述见[英]詹·约尔著，郝其睿译：《“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美国学者罗伯特·海尔勃恩纳曾提出一个包容所有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标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括四个要素：一是认识的辩证方法。这种认识把现实界定为动态的和冲突的，社会的失衡和随之产生的变革源于社会与政治内在的矛盾，正是这种冲突与矛盾导致了现实的变革。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认为，社会与政治的内在矛盾产生于生产组织过程，生产力和经济活动的发展是历史变革的核心，并且这些发展是通过阶级对社会产品分配的斗争进行的。三是起源于马克思社会分析的资本主义总体观，即把历史的辩证方法应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四是致力于社会主义，即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人们所向往的历史发展目标。（注：Robert Heilbroner,Marxism:For and Against,N.Y.:W.W.Norton,1980,pp.20—21.）这四个要素是连贯的，世界冲突性和发展性在于事物内在的矛盾性；这种矛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来自于生产方式；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必然使资本主义从发展走向死亡，社会主义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方案（尽管各种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不同）。

      尽管海尔勃恩纳这一概括存在着一定的简单化倾向，但这一概括在一定程度把世界上许多被认为是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观点、学说和理论包容在内。我们可以根据海尔勃恩纳的概述，结合马克思的经典作品和西方一些被认为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并对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代表性理论，从四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应该是什么做一个大致的界定，同时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上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