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已走过60年风雨路程。作为其促进国际安全与和平稳定的重要举措和国际职能的一个重要体现，联合国维和行动在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进入21世纪，联合国维和行动任务压力持续上升，问题和挑战也更为突出。本文拟探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性质、演变以及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并分析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前景。 一、新环境、新挑战 今天的世界与冷战时期和20世纪后10年相比，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明显变化。研究当今的联合国维和行动，首先要分析国际环境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和冲击。 （一）国际战略格局的转变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了更大的机遇和作用空间 随着冷战的结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长期战略对抗的局面不复存在，经过10多年的纷乱和变动，一个新的“一超主导，多强制衡”的世界战略格局已渐趋清晰。这就使大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空间大为拓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联合国缔造者们当初的构想，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和机遇。随着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国家数量的增多，（注：中国、苏联（俄罗斯）、德国、韩国和日本等国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联合国在处理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能力也有所提高。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联合国维和行动日趋活跃的重要原因。（注：从1948年到1988年，联合国总共实施了13次维和行动，而1989年至1998年的10年间，联合国实施了36次维和行动。数据来自1998年5月29日，当时负责维和行动的联合国副秘书长Bernard Miyet的讲话。） 冷战后安全问题地区化趋势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提出了新的挑战。与冷战时期相比，冷战后的地区冲突更多是具有一定国际背景的国内战乱。（注：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部关于“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的统计，1990～2002年间爆发的重大武装冲突除3起外都是内部冲突，共在46个不同地点发生了58起不同的重大武装冲突。参见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编，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译：《SIPRI年鉴2003：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其中相当一部分带有宗教、种族矛盾色彩，且往往历史背景异常复杂。从地理上看，大多数内乱和冲突发生在世界地缘战略板块的结合部和边缘地区。（注：参见唐永胜：《联合国维和机制的演变及决定其未来走势的主要因素》，载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军控与裁军研究中心编：《国际维和行动新视角——中外学者纵论维和行动前沿问题》，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一些国家陷入军阀割据、土匪横行、政府瘫痪的困境，对无辜平民的屠杀事件时有发生，并引起难民潮大量涌动。这些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往往会波及邻近国家，引发地区性的动荡和不稳，并引起广泛的消极影响。这种局面使联合国维和行动面临着需要更深地介入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巨大压力，也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提出了扩大职能范围的新挑战。 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国际军控同裁军、反恐问题的联系更加紧密。在频发的地区冲突尤其是国内战乱中，地雷和轻小武器泛滥的问题非常突出。这不仅加剧了冲突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也为更加猖獗的恐怖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并对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构成了严重威胁，（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实施过程中，多次发生救援人员遇害、救援物资被抢的情况。）客观上也增大了联合国维和人员动用武力的压力。 当前情况下，联合国维和行动实际上已经与有关地雷和轻小武器的国际军控与裁军活动、国际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以及国际司法合作等方面的活动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正是因为汲取了联合国索马里一期、二期行动（UNOSOMⅠ，Ⅱ）失败的教训，目前正在履行维和任务的联合国驻刚果（金）特派团（MOUNC）和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UNMIL）（注：联合国索马里行动一期失败的教训之一就是未能及早收缴散落民间的各种武器。）都将收缴散落民间的各种武器作为一个重要任务。维和行动所面临的地雷威胁也促使联合国维和行动将扫雷列入重要任务范畴，推动了国际人道主义扫雷活动的开展。 （二）美国霸气上扬，联合国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冷战结束后，美国以胜利者自居，霸权主义倾向进一步发展，利用国际社会对其约束力下降的机遇，在国际事务中大行单边主义，扩张自己的战略利益，巩固其全球主导地位。这不仅损害地区和平稳定，加剧了国际形势的动荡，也限制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面对频发的地区冲突及其所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要求国际社会进行干预的呼声很高。但实际上有能力进行干预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它们在干预中经常表现出强加于人以及借维和扩大自己影响的倾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常先采取干预行动，造成既成事实后再通过外交压力迫使联合国认可，（注：参见瑞典维和行动国际研究组织专题报告，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军控与裁军研究中心译：《面向21世纪的国际维和行动》，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甚至绕开联合国对地区问题进行军事干涉，惹出麻烦再让联合国来处理。这些做法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感和对联合国被边缘化的警惕。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绕开联合国安理会，以人权高于主权为由，强行介入南联盟的科索沃问题，要求对立的科索沃塞阿两族按自己的意愿实现停火，在谈判未果的情况下，对南联盟进行了长达78天的轰炸。其结果不仅未能缓解危机，反而使该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更加严重，也导致联合国在该地区的后续维和行动中处境更为艰难。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后，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的旗帜下，更倾向于以军事手段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2003年，美国在未获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联合国驻伊科观察团（UNIKOM）因此被迫中止使命，全部撤出。（注：2003年3月17日，美英等国向伊拉克发出最后通牒，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参加安理会闭门磋商后说，战争将是一场灾难，联合国将撤出武器核查人员、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和驻伊科观察团。参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编：《秩序之争，影响深远——2003年国际形势发展轨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美国用军事手段很快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却迟迟不能实现伊拉克国内稳定，伊拉克境内恐怖袭击不断，（注：最能说明这一情况的是，2003年8月19日，联合国驻伊拉克办事处遭遇恐怖炸弹袭击，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代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塞尔吉奥·比埃拉·德梅洛不幸身亡。参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编：《秩序之争，影响深远——2003年国际形势发展轨迹》，第301页。）国家重建受到严重干扰和拖延。面对伊拉克战后乱局，美国又掉头寻求国际社会帮助，谋求联合国加大干预，为其解困。（注：伊拉克战争后，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推动下先后通过了第1483、1500和1511号决议，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参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编：《秩序之争，影响深远——2003年国际形势发展轨迹》，第591～606页。）伊拉克问题清楚地反映出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用主义态度：为了推进自己的战略利益，美国可以把联合国踢到一边；当其惹下麻烦不好处理时，又把联合国拉回来帮自己收拾烂摊子。对联合国来说，面对强势而霸道的美国，如何既与其合作，又避免完全被其牵着走，甚至沦为美国的工具，已成为其今后面临的一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