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成为经济强国之后，就开始了在国际上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谋求某种国际政治权力的努力。进入新世纪之后，日本更是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借助“朝鲜核问题”和联合国改革之机，全面启动“政治赶超”战略。可以说，中日之间当前的冲突只不过是日本国家战略在亚太地区的一种区域反响，相信随着日本的“政治赶超”战略进一步实施及国际政治诉求的进一步上升，日本对国际政治格局与亚太地区造成的冲击将会越来越大。 政治赶超，从“脱亚入欧”到“协亚傍美” 在地理位置上，日本是个亚洲国家，在思想观念上也受到亚洲文化的广泛影响，但在政治制度领域，日本却在一直进行“脱亚入欧”的努力。早在19世纪初，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日本的《时事新报》（《产经新闻》前身）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从此之后，“脱亚入欧”的想法一直影响着日本人的思想。直到今天，日本最大面值的万元钞票上还印着这位思想家的头像。 二战之后，日本在政治军事上彻底依附美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支持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集中精力进行国内经济发展，并成功地实现经济“超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随着日本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谋求更大的国际政治发言权也就成为日本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由于长期受到美国的压制，日本争取国际政治空间的第一步就是争得美国的同意。于是，传统的“脱亚入欧”战略在现实的国际环境下逐渐演变成为“协亚傍美”，日本一方面淡化与美国的经济矛盾，一方面积极跟随美国，协助美国政府在国际上推动“政治霸权”与单边主义，在军事上强化日美之间的战略同盟，支持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同时，在国际事务中唯美国马首是瞻，支持美国发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 在与美国搞好关系的同时，日本也意识到其在亚洲必须发挥应有的政治影响力，并频频有所行动。一是积极参与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在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影响。作为六方会谈的一方，日本不仅积极参与谈判，还提出自己的方案，希望通过朝鲜核危机显示日本参与国际政治事务的能力；二是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10多年前，当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倡议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时候，日本没有响应。而现在日本为了与日益崛起的中国进行竞争，对东亚区域合作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三是拉拢亚洲盟友，显示政治、军事势力。在申请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方面，日本与印度等国结成同盟，搞强行突破。在军事方面，进一步强化日美协同防卫水平，对周边事务施加影响。 日本在国际政治领域与美国保持一致，同时向亚洲倾斜，这对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了新的威胁。一方面，日本亚洲政策的活跃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态势是一致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美国的支持，同时，日本在国际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野心也让美国感到不安，美国担心日本有可能借机成长为亚洲盟主，进而在国际上与美国分庭抗礼，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因此，日本如何在“协亚”与“傍美”之间保持平衡，对于其政治赶超意图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回归亚洲，力争东亚主导权 长期以来，日本在亚洲保持着强大的经济影响力，亚洲也是日本企业进行全球战略竞争的重要根据地。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企业曾经借助日元升值之机，大举登陆欧美，结果在美欧联合打压下，损失惨重。随着全球经济区域一体化态势不断演进，欧盟（EU）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相继建成后，一向坚守外向型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日本在美欧市场上顿时成为一颗游离的自由电子。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日本不得不选择重新回归亚洲，试图通过整合亚洲经济力量，以抗衡欧美两大经济体。 日本在亚洲的经济战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力推东亚区域合作，与中国争夺东亚经济主导权。日本国内早就存在亚洲一体化的“大亚洲”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就是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对亚洲其它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之后，日本开始专注于本国经济发展，同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主要集中于发展同美国的经贸关系，对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兴趣不大。但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以及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让日本逐渐意识到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并认为区域经济合作是一种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日本占领亚洲的新途径。从2000年起，日本开始力推东亚区域合作。同年，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出版的《通商白书》，一改以往对世界经济区域合作集团化的看法，公开承认和充分肯定了在东亚地区建立经济贸易合作组织对日本的重大意义，并先后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签订经济合作协定（EPA）。日本制定的东亚经济合作新战略，初期并不包括中国在内。一些日本人甚至还认为，在亚洲中国是唯一能够对日本构成挑战的潜在竞争对手。所以，日本制定东亚区域合作战略规划时，决定短期内不与中国谈判建立EPA关系，并且撇开中国，建立有利于以日本为主导的区域合作格局。 二是重整亚洲产业分工体系，力保本国产业竞争优势。在日本看来，能否主导东亚区域经济，关键在于能否确立起日本主导的产业分工体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就曾经提出产业发展的“雁形模式”。二战之后，这一理论再次被日本学者提了出来。20世纪70年代，日本当时的外务省大臣冲田三朗将这一模式宣布为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根据“雁形模式”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日本要处于领头雁的地位，并带领整个东亚“雁群”比翼齐飞。在区域产业发展方面，由日本创造出的一个又一个的新型工业，不断带动区域产业和经济发展。在日本不断向高级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首先把成熟产业抛给第一梯队的国家，第一梯队国家有了新发展后，再将这些产业抛给第二梯队国家。日本通产省副大臣将“雁形模式”比喻为：“日本不断将成熟工业分给其它国家，完全像大哥哥将他长大而穿不下的衣服分给他的小兄弟那样。”但是，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由于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和国际产业转移速度加快，使得以日本居首的东亚“雁形模式”出现瓦解的迹象，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东亚金融危机，彻底动摇了东亚产业体系。自上一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一直致力于利用本国拥有的技术优势，重新主导东亚国际分工结构，在东亚构筑新的“产业内垂直分工”体系，为日本在亚洲发挥主导作用奠定基础，同时与中国进行对抗。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在劳务成本方面根本无法同中国抗衡。为了对抗来自中国的冲击，日本企业要将本国的先进技术与亚洲国家的廉价、优质劳动力相结合，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开发、生产和市场的亚洲网络，日本要牢牢控制住区域产业发展的中枢机能，并通过这一中枢机能而起到亚洲指挥塔的作用。日本主要负责产品开发和市场，生产则由亚洲各国分担，由整个亚洲来吸收来自中国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