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经济制裁及其效率的有关认识 经济制裁作为一种对外政策工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432年，雅典运用贸易禁运打击麦加那。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其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据K.A.伊利沃特（K.A.Elliott）和G.C.哈夫波尔（G.C.Hufbauer）对1914年到1998年170件案例的分析，150多件发生在战后50多年的时间里，而在90年代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50多件[1]（P.403）。 对经济制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效率上。一般而言，国际经济制裁就是通过限制经济往来给对方造成一定经济痛苦，从而达到特定的政策目标。因此，人们往往结合中介目标、终极目标及其相关性评估其效率，即经济制裁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对目标国经济产生影响；经济制裁的各种影响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其终极目标。前者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取决于目标国对外依赖程度和调整能力；而后者则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取决于政治认同和抵抗意志对持续制裁的承受能力。由于经济制裁所需要的条件比较复杂，较能完全满足，因此许多学者并不看好其效率。伊利沃特等对大量案例的实证分析后发现，经济制裁的成功率在不断下降，1938—1972年间，迫使对方做出让步、达到制裁预定目标的为67％，1973—1990年则下降到22％[2]（P.110），即使在90年代，经济制裁的成功率也只有大约1/4[1]（P.403）。 在影响经济制裁效率的因素中，首要的是目标国所承受的经济成本。伊利沃特的统计发现，大多数成功的案例中，制裁所造成的成本超过目标国GDP的2％，而失败的案例中这一比例不到一半[2]（P.109）。目标国所承受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转换成本。直接成本受目标国的对外依存度等因素的影响。目标国对与发起国经济交往的依赖越大，制裁的影响越大；转换成本在目标国内部经济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受国际社会对制裁合作程度的制约。国际上参与制裁的国家越多，制裁的影响就越大。反之，则越小。直接成本与转换成本与目标国对外依赖的敏感性与脆弱性相联。敏感性主要取决于一国对相互交往的依赖程度，而脆弱性则是从动态角度反映其寻求替代的调整能力。尽管有些国家对进口某种商品的需求比较大，即其敏感性高，但如果在进口中断后能够迅速从新的地方获得替代，则脆弱性并不高，制裁所造成的影响不会有多大。相互依赖的脆弱性程度取决于各行为体获得替代选择的相对能力及其所付出的代价。当然，如果调整成本太高，则敏感性也会发展成为脆弱性。从根本上讲，一国对经济制裁的脆弱性取决于其资源能力、政治意愿和政府能力。 在实际经济制裁中，对外依赖与国际合作并不是确保经济制裁成功的充分条件。“以资源类型为衡量标准的权力与对结果的影响为衡量标志的权力之间很少出现一一对应关系。”[3]（第12，13页）。坎波菲（Kaempfer）和罗温伯格（Lowenberg）以及罗伊（Rowe）清楚地意识到制裁的效率不能仅仅参照它对目标国人民所造成的经济打击程度。巴德文（Baldwin）认为经济制裁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手段，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工具，本质上是政治的。仅集中于经济成本，就忽视了实际迫使目标国领导人屈服的因素[4]（P.18—19）。特别是以威胁目标国国家安全或颠覆其政府为目标的制裁，必然遭到其殊死的反抗，即使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1990年以来美国主导的对伊拉克的多边经济制裁，无论国际合作程度还是对伊拉克的打击程度都是空前的，但最后还是通过军事手段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推翻萨达姆政权。 摩根（Morgan）和舒巴赫（Schwebach）从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角度，将效率问题转变为“制裁什么时候起作用”，而不是“它们是否有效”。他们认为，制裁给目标国所造成的成本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才能起作用。而制裁成功的条件十分复杂而且较少能够完全满足，因而效率低下。正如戈尔唐（Galtung）所言，“经济制裁最初可能是导致政治整合，稍后可能更后才会导致政治瓦解，或许永远也不会……制裁创造了一种能够容许更多牺牲的社会条件，从而使政治瓦解的极限需要更晚才达到”[5]（P.378—416）。 在效率普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如何理解经济制裁被越来越多使用的原因呢？许多保守派认为经济制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其政府，缓和其内外政策，阻止其军事冒险，即使没有达到所宣称的目的，但也避免了不作为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更糟糕局面，并为进一步的行动创造了条件。还有人认为，经济制裁是在软弱的外交交涉与后果严重的军事行动之间的一种相对廉价而有效的选择，当面临非致命挑战时，“制裁能够在战争与漠然处之这两种可怕的选择之间提供一种非军事的替代办法”[6]（P.75）。 二、国际经济制裁的外部性与效率 经济制裁必然会对目标国产生消极影响，但未必能够或者马上达到目标，还必然会经历一个消极影响的累积过程，即经由物质损失到利益分化加剧、认同破裂，再到抵抗意志的崩溃，才能够最终实现经济制裁的终极目标。在这一累积过程中，经济制裁的外部性对其效率有着直接的影响。外部性实质上是由于集体行动的成本收益与个体成本收益之间的差异所引起的。经济制裁作为一种特殊的集体行动，使财富和权力不仅在发起国和目标国之间，而且在国际第三方行为者之间，以及各国国内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再分配，必然引起他们对制裁的不同态度，从而影响到经济制裁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