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作为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带来正负双重的影响，国家要想在全球化中趋利避害，国家的作用至关重要。全球化条件下，最重要的竞争是国家间的“政策竞争”。然而，由于国际经济体制（如WTO、IMF等）的存在和他国的报复威胁，传统的国家绝对主权受到了抑制，国家无法不受限制地使用传统的防范措施（如关税、外贸与外汇管制等消极管制手段）来使自己免受外来的冲击，保护和促进自己的利益。与此相反，在全球化中要赢得主动，国家必须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发展科技与教育，制定积极的产业政策，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合理地创造出比较优势，增强自己的竞争力，这才是在全球化中占据主动的根本。 一、全球化的双重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的正负双重影响可以从全球化的支持者与批评者之间的相互论战中得到应证。全球化的支持者认为：全球化可以把过去受抑制的经济力量释放出来，能最有效地利用世界稀缺资源，导致全球财富最大限度的增长，使各国经济都受益。全球化的批评者认为：全球化导致全球性的经济不平等，工业化国家失业率上升，福利水平下降，把残忍的资本主义统治、帝国主义剥削和恶化的环境强加给世界各国人民，大跨国公司、不受约束的资本市场以及像WTO和IMF这样的国际组织按资本家的意志行事，破坏了民族独立和民主自治。[1]（P297—298） 应当承认，全球化的支持者与批评者对全球化的观点都存在着合理性的成分。支持者看到的是：全球化带来的市场扩大，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配置，经济活动实现了更大的集约性；全球化导致了更大的竞争，强迫生产者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从而可以增强经济实体的活力。总之，全球化的支持者认为，国际市场可以使参与者改善效率，比参与国际合作之前增加了财富，提高了社会福利（注：这种观点的经济学解释见诸于从斯密、李嘉图到今天西方国家大学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之中，其核心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Robert Gilpin,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297.）。但是，全球化支持者没有看到或不愿承认，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而这些负面效应正是全球化批评者们所指出的。 在国际市场中，缺乏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的弱势个人和国家承受了全球化过程中的成本。具体表现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劣势的地位，在国际分工交换中处于被动的依赖地位，全球化产生的经济利润大部分被发达国家获取，造成了某些发展中国家没有享受到贸易带来的积极结果；发达国家由于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和转移生产，导致失业率上升；企业和国家为提高竞争力、削减成本、减少税收，降低了整体的国民福利水平；而且各国为了保护企业的竞争力，或更多地获得外来的投资，纷纷接受由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要求的放松经济管制、社会保障措施和环保要求，这都导致了国家主权在一定程度受到削弱，国内民主受到了经济全球化外部竞争的挤压，世界性的两极分化加剧；另外，各国对国际市场周期性的波动或投机性干扰处于无法单独控制的状态，生产专业化和由此导致的依存关系加剧了各国遭受这种市场冲击的脆弱性，破坏了各个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的稳定与秩序；最后，经济全球化造就了社会内部和国家之间形成一种权力关系（注：全球化的批评者来自各种不同的政治派别，既有传统的左翼，如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也有右翼的民粹主义；既有工会劳工组织，也有环境保护者和人权团体；甚至还包括教会团体、无政府主义者。这些批评声可以在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一书第298—311页中见到。），因为，市场不是政治上中立的，它可以从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权力，使一个行为主体控制另一个行为主体，不同发达程度的经济体的相互依存可以在不同社会集团和国家之间或多或少地形成一种等级式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导致一些集团或国家对另一些集团或国家的政治控制关系。[2]（P23） 然而，全球化的批评者往往也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物质基础，往往忽视了他们所说的全球化负面效应并非完全是全球化导致的。如果我们认真听一听对这些全球化批评声的反驳，也许可以发现问题所在。关于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有人认为，正是由于参与了全球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一些亚洲和拉美国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一些全球化没有触及的地区（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却是世界最贫困地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是世界最发达的地区，[1]（P304）因此，全球化不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而是发展的必由之路。关键是国家如何发挥作用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发展自己。从二次大战后一些国家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得到较好的发展的经历可以说明，闭关自守的国家不可能迅速发展。 关于发达国家由于全球化导致失业率上升、福利下降，有人反驳说：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在其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少部分，而且这种投资相当大比例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也只占发达国家GDP的极少部分（2％）；技术进步和科技发展降低了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和福利，这种状况是工业化升级发展和竞争的产物，任何一个不断发展的国家内部都存在，难以断定这主要是全球化所导致的。[3]（P73）由于全球化加剧了竞争，导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比较优势转移的加快，发达国家必须加速技术革新的步伐，发展新的比较优势，否则必然导致比较优势的丧失，因此，国家内部的因素在此起重大作用。 关于全球化促使各国经济体制屈从于全球化力量的问题，有人认为，尽管国家的经济政策或多或少地受制于全球化力量，但国家并非被动消极者，国家也在积极寻求管理全球化，国家单方面的措施如在领土管辖内采取单边行为，降低脆弱性（如马来西亚在东亚金融危机后对国际流动资本采取的限制措施），强国或发达国家集团采取单边行为影响领土之外的国家、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如西方国家对进口产业施加的技术标准限制）（注：基欧汉和奈列举了五种国家管理全球化的形式，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相互依赖和全球主义》，载《战略与管理》，2002,（4），我在此文中引用前两种形式，因为这是国家目前较有效地管理全球化的形式。）。因此，国家是否是国际跨国力量的消极承受者取决于国家的能力、行动与意愿。 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内在的正负效应都是源于市场的正负效应。市场经济作为目前最有效的经济运行方式，是目前国家实现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福利无法替代的模式，但它同时带来了社会经济与政治负效应，而国家管理、疏导、控制和驾驭国际市场的能力是国家对全球化进行趋利避害的关键。国家作用的不当会导致全球化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影响，相反会使国家充分利用全球化的益处，把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的程度。因此，全球化对国家是“福”是“祸”，国家的作用是决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