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意愿萌生于冷战时期，但由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联合国的改革等是日本充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可逾越的先决条件，同时，以东西方冷战对峙为基本特征的两极世界格局也使日本在国际舞台上难以充分展露头脚，日本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调门并不高，也未正式提出申请。然而，在冷战结束以后，日本不仅正式地提出了充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申请，而且大大地加强了谋求的力度：从舆论宣传到实际运做，从积累“实绩”到争取选票，无所不用其极，摆出了志在必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架势。以2004年第59届联大为契机，日本为实现常任理事国之梦，又发起了新一轮冲击波。会前（8月），日本外务省设立了“联合国对策本部”，并积极向联合国及安南秘书长反映日本关于联合国改革的建议；会上（9月），小泉首相亲自出马代表日本政府再次明确表示了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会后（12月），日本外务副大臣逢泽一郎邀请对日本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表示理解的国家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总部召开讨论安理会改革的会议，呼吁支持安南秘书长提交给联大的“名人小组”的联合国改革方案。冷战结束以后，日本政府为谋求常任理事国席位前所未有的紧锣密鼓、大动干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拟对其主要原因进行分析。 一、日本的国际政治空间显著拓展 日本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强国，到80年代中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同时也成为公认的世界科技大国、潜在的军事大国。无论就亚太地区，还是就世界来说，日本在国际事务的各个领域中都具有发挥重大作用的能力。但是，冷战结束以前，日本的国际作用并不是十分突出。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东西方冷战对峙，国际秩序和力量结构以两极为基本特征。日本作为西方世界的主要成员和美国的盟友以及受控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其国际地位与国际作用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和限制，不得不长期处于“经济大国”和“政治小国”的境况。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秩序和力量结构发生了变化，两极世界格局退出了历史，多极化成为世界的发展趋势，国际事务将更多地依靠国际社会的协调与合作来管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主要由美苏两大国来左右。因而原来两极体制中对日本发挥国际作用起到限制的因素迅速减少，在客观上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大大拓展了日本的国际政治空间；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发展，使得国家间的相互依存程度迅速提高，共同利益大大增多，自然也使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增加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和趋于严重，以及解决全球性问题迫切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更使日本显示出了较大的优势。这些表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社会使日本第一次真正有机会通过为国际社会做贡献来改变二战后的历史地位，进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大国。 以追求政治大国为战略目标的日本显然不会忽略这样的客观形势和机会。1990年3月2日海部俊树首相在日本第118次国会做施政方针演说时称：“在依靠力量对立来支配世界秩序时，日本难以作出依靠力量的贡献，而在开始摸索以对话与协调来构筑新的和平共处的世界的今天，我国就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1]（P289）1991年海部俊树首相在访问东盟国家期间又指出：“随着冷战结构的解体，世界开始从两极结构向多极结构转变，西欧国家与日本同美国共同作为发挥主要作用的国家其重要性日益提高。”[2]（P403-404）时为日本外交政策决策的核心人物之一的外务省事务次官粟山尚一也撰文指出：“90年代的日本外交必须积极参与旨在构筑世界新秩序的国际协调”，“90年代的国际新秩序的责任必须由日美欧等先进民主国家共同承担”。[3]（P12）显然，90年代初，日本政府及其政治家就开始意识到，日本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的时代条件已经到来，日本可以抓住有利时机，发挥更大的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92年1月，宫泽喜一首相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提出：“为了适应新的时代，应对安理会的机能、构成进行改革，”[4]（P23）隐约流露出了日本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意愿。到1994年9月，日本外相河野在第49届联大演说时声明：日本“在得到多数国家赞同的基础上，准备作为常任理事国履行责任，”[5]（P357）从而正式代表日本政府提出了申请，拉开了冷战后积极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序幕。 二、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目标更加明确 冷战结束以后，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改善和全球形势趋于缓和，使得联合国建立之初时所试图实现的大国协调有了可能；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地区热点和环境、人口、资源、核扩散、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开始突出，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和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性的权威国际机构的协调加以解决。因此，冷战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作为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舞台，而未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处理全球性事务方面发挥有效职能的联合国，再度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尤其是在海湾危机中，联合国通过了对伊拉克实施包括军事打击手段在内的一系列制裁决议，并组成多国部队将伊拉克入侵军队赶出了科威特，显示出了联合国的作用明显增强。日本政府及其政治家敏锐地认为：“联合国已从由于冷战对立难以发挥作用的危机时代摆脱出来，开始有可能迎来‘联合国的复兴’”。[4]（P15）“以海湾危机为契机，冷战后的联合国在为维持稳定的秩序以多国间协调为目标而进行的国际努力方面，作为一个被赋予法律、政治权威、实现多国间协调的唯一的普遍论坛，正在发挥作用”。[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