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围绕海啸灾难进行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几个特点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啸发生之后，东南亚与南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七个国家遭受了重大海啸灾难。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乃至个人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截止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围绕此次海啸灾难所进行的赈灾和援助灾后重建行动仍在积极进行。事实上，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评价的那样，国际社会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面前，的确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反应”，在过往的世界历史中，似乎还没有哪一次比这一次灾后救援有着参与更为广泛、及时和数量巨大的国际救援。离海啸灾难的发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透过对一系列国际救援事件与现象的解读，可以得出此次国际社会人道主义援助的如下几个特点： 1.作为海啸灾难援助主体之一的西方大国围绕此次海啸救灾展开了权力的博弈，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旌幡下的更高道德原则仍经受着质疑。国际援助是战后国际关系、尤其是南北关系中的一个历久而又常新的重要方面和内容，属于传统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范畴的国际赈灾，其本身就是传统国际援助多种形式之一。（注：对外援助一般包括对外发展援助、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军事援助等不同性质的援助。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曾经将对外援助细化为人道主义援助、生存援助、军事援助、名望援助、贿赂、经济发展援助六种基本的对外援助形式。See Hans Morgenthau，"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56，2.June 1962，p.301.；另一研究对外援助的知名学者澳拉乌·斯多克则专门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依据一种“国家内部因素外化理论”将其界定为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激进主义的三种国际主义。在斯多克那里，人道主义的国际主义从人道关怀出发，感到对于国界以外的人类苦难负有责任，希望福利国家的理想与实践能够跨国界延伸；现实主义的国际主义不主张干预他国内政，主张为了本国的私利而提供发展援助；激进主义的国际主义主张通过外援，积极输出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意识形态，从而保证外援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为扩展国家利益服务。See Olav Stoke（ed.），Western Middle Powers and Global Poverty，The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Uppsala，1989.）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摩根索和沃尔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各主权国家政策制定者的任务就是使用各种政策工具保护或者促进民族安全与主权、抵御国际环境中的敌对势力、促进和保护国家利益、谋求建立霸权和安全体系，对外援助、即便是看上去非政治性的对外人道主义援助，也只不过是保护与推进国际力量对比和大国进行竞争和获得霸权的政策工具。（注：Hans Morgenthau，"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56，2.June 1962，pp.301-309；Ken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Random House，1979，p.200.）实际上，从研究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功用的角度看，大多数研究集中于研究援助者的动机、国际格局与制定外援政策以及对外援助与国际影响三个方面。从此次海啸灾难救助中关、日等国的行为来看，事实上都验证了前述理论与视角的客观适用性。 就美国而言，布什政府一开始应对灾难并不积极，与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理应承担的人道主义灾难救助责任大不相称，在受到国际社会及联合国人道事务办公室官员、乃至美国国内舆论的批评后，美国才不得不分别在2004年12月29日、30日和2005年初的月份里大幅度增加救援资金来平息国际社会不满；同时，在最后一次呈几何级增加援助数额之际，布什政府着重展现美国的“领袖形象”并试图控制国际救灾的主导权。布什总统本人与白宫其他官员多次对外宣称，美国将在全球动员救灾工作以及随后的重建过程中，担当和扮演一个“领导角色”和“主要贡献力量角色”，国务卿鲍威尔和布什总统的弟弟杰比·布什以及前总统老布什和克林顿也先后前往海啸灾区开展“赈灾外交”；（注："Bush's Remarks on Tsunami Relief"，Los Angeles Times，January 3，2005.）布什政府在采取行动的同时，却绕开和“冷落”联合国，并将中国、欧盟以及东盟各国等排除在外，而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组建了一个所谓赈灾“核心集团”来“协调行动”以应对救援。虽然由于“核心集团”运转的不力、国际社会的疑虑而导致国际社会协调救灾的复杂化，其“主导”赈灾功能在雅加达会议上被终止，但美国仍表示出于担心联合国的“快速行动能力”，美国持有“部分的保留”，并认为在此次国际救助中，联合国的角色将仍“不是惟一的领导角色”。（注：Paul Richter and Don Lee，"U.N.Gets Leading Role in Tsunami Aid Effort"，Los Angeles Times，January 7，2005.）无独有偶，在美国大幅追加捐助数额后不久，《洛杉矶时报》2005年1月2日发表了一篇社论，在对布什政府应对因南亚海啸所引发的东南亚、南亚人道主义自然灾难态度及行动上的迟缓提出委婉批评后，不仅建议美国应该对此次海外自然灾难做出“积极大胆的行动与反应”、“重塑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而且敦促布什“尽快提出一个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亚洲战略”。社论声称：美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将提升美国与作为美国“发展民主”对象的印尼、斯里兰卡、泰国、印度四国的“天然盟友”关系，“削弱印尼人对恐怖主义者的同情”，抵制遍布穆斯林世界的反西方鼓惑。并指出，“南亚各受灾国家进行重建所需的资金，只是伊拉克战后重建所需资金近2250亿美元的一小部分。这项投资毫无疑问将是一个明智之举，美国将会在此后的反恐战争中收益良多。”（注：EDITORIAL："A Marshall Plan for South Asia"，Los Angeles Times，January 2，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