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设想以色列从不存在:驱使愤怒的年轻人成为自杀性炸弹袭击者的经济萎靡和政治压制是否会消失?巴勒斯坦人是否会拥有一个独立国家?摆脱了其有点累赘的盟友的美国是否会突然发现,它自己在穆斯林世界各地广受拥戴?这是一厢情愿式的思考。以色列远未造成紧张局势,它所遏制的对抗实际上更多于它所引起的对抗。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以色列这样遭受如此残酷的命运逆转。直到1970年代,以色列作为“那些富有勇气的犹太人”的国家受到赞美,他们克服一切不利条件生存了下来,使民主制度和这块沙漠地区在不利于自由和绿色植物的气候中变得繁荣昌盛。可是,如今以色列已成为正在蔓延的非合法化的目标。这种诋毁以两种伪装的面目出现。第一种是温和的说法,谴责以色列首先应该、也最为应该对折磨中东的一切事情负责,并谴责以色列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走上邪路。这是世界各地报刊社论的标准观点,更不用说阿拉伯和伊斯兰的报刊版面所散发的纯粹的怨恨。时间更近的强硬说法把矛头对准以色列的存在本身。根据这种说法,中东麻烦的根源不是以色列的行为,而是以色列本身。因此,“杀伤性”结论是,以色列在美国和苏联帮助下于1948年诞生,虽然这在当时说来是一个宏大和值得的事件,但却是一个严重错误。 这种温和的说法是十分耳熟能详的。主题之一是“摇尾狗”理论("wagging the dog"theory)。例如,在美国,“犹太院外活动集团”和一个新保守分子的“阴谋小集团”哄骗布什政府采取一种有害于国家利益的亲以色列政策。正如在历史上如此经常地发生的那样,这个观点把太大的影响力归于犹太人。而且,在这种指控背后,隐藏着一种更普遍的指控,即亚国家集团积极从事与外交政策有关的喧嚣的政治活动不知怎么是反民主的。可是,让我们清点一下亚国家实体围绕国家利益进行斗争的方式:工会和公司为堵塞关税和税收漏洞大声疾呼;非政府组织呼吁进行人道主义干预;古巴裔美国人阻止我们抽来自古巴布埃尔塔阿瓦霍的方头雪茄烟。在以前一些年里,波兰人支持团结工会,非洲裔美国人反对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而拉脱维亚人反对苏联。换句话说,民主混战决不会止于国界。 另一种温和的说法是各种形式的“根本原因”理论("root-cause"theory)。因为“顽固”和“抗拒”的以色列人是主要犯罪者,为了和平的缘故,他们必须得到惩罚并被赶回原处。“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切断经济和军事援助”;“正式警告他们,我们不会宽恕他们的暴行”——这些都是饶舌阶级和外交机构数十年来的老生常谈,其实是强迫观念。然而,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醒我们的,强迫观念易于传播。所以,精心编造的根本原因理论增添了更有创造性的附加物。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阿纳托尔·利文(Anatol Lieven)认为,正在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出现的是“民主化的巨大障碍,因为这种障碍加剧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文化的所有最不利的和最倒退的方面”。换句话说,冲突加重病状,而不是相反——这就像街头好斗分子向警方解释说:“当这个家伙进行反击时,一切便开始了。” 问题由于这种根本原因的论证增大了两倍:这种论证即使没有颠倒因果关系,也是使因果关系变得模糊。这种论证无视与以色列无关的无数冲突。而且,这种论证开脱阿拉伯人的过错,把责任转移到你所知道的人身上。如果有人相信联合国前武器核查员斯科特·里特(Scott Ritter)的说法,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寻求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也是以色列造成的。里特说:“只要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它就选择了一条固有地对抗的道路……现在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不打算袖手旁观,听任这种情况发生,所以,他们将寻求建立他们自己的威慑力量。我们在伊拉克看到这一点,伊拉克不仅拥有核威慑力量,而且拥有生物武器威慑力量……伊拉克人发展这些威慑力量是为了抵消以色列的核优势。” 如果这种理论不与某些不合时宜的事实发生冲突,它将是吸引人的。伊拉克人没有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用于对付以色列侵犯者,而是在伊朗—伊拉克战争期间利用这种武器对付穆斯林兄弟,并在1988年对哈拉卜贾的库尔德人发动毒气攻击时利用这种武器对付伊拉克同胞——这两个攻击目标都没有挥舞任何核武器。至于伊拉克的核计划,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以伊拉克政权的忠诚分子所提供的情报为基础的《迪尤尔弗报告》(Duelfer Report)推断说:“伊朗是这种政策最重要的激励因素。伊拉克所有高级官员全都认为,伊朗将是伊拉克在本地区的主要敌人。抗衡以色列以及在阿拉伯世界获得地位和影响力的愿望也是应该考虑的,但位居第二。” 现在说说强硬的说法。非常巧妙的是,一种更有恶意的语气正在不知不觉地进入这样的说法:以色列不仅仅是一个蛮横的邻居,而且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入侵者。这种说法的支持者在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发言仍是胆怯的,但在西方作为敢于藐视禁忌的说真话者占据了舞台。因此,英国作家威尔逊(A.N.Wilson)宣称,他并不情愿地得出的结论认为,以色列已通过其自己的行动证明它没有存在的权利。此外,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义攻击之后,巴西学者若泽·阿图尔·詹诺蒂(Jose Arthur Giannotti)说:“让我们承认,没有以色列国,中东历史可能截然不同——以色列开启了穆斯林与西方之间的伤口。这个伤口是潜在的恐怖分子产生挫折感的根源,不消除这个伤口,难道你能摆脱穆斯林恐怖主义?” 纽约大学教授、雷马克研究所所长托尼·贾特(Tony Judt)认为,有关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想法本身是一个“时代错误”。这种想法类似于某个“19世纪末的分离主义计划”,在这个日趋完美的、通过国际法团结一致的多种族和多文化的令人惊奇的新世界,这种分离主义计划“没有地位”。因此,现在已是开始“想象不能想象的事情”、为建立一个由两个民族组成的国家而抛弃这个犹太人国家的时候。当然,这个由两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得到国际力量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