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民族国家定位：一种比较视角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是在独立、主权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必然结果，是民族运动的必然结果。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后，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国家相继诞生，这种“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1]（P255-256）的产生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诞生的历史起点或历史前提。民族国家体制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之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从而推动了国际关系体系的诞生。法国著名法学家让·博丹的主权学说为现代国际体系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则标志着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因此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大都是从民族国家单元着手来研究国际关系，可以说传统国际体系理论基本上都认为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占据着无可争议的主体地位。但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国际关系向全球关系转化，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嬗变，民族国家的主体地位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张，后现代的国际体系由于民族国家与市场经济的二元对立而处于动态的过程中。近年来，詹姆斯·罗斯诺的“分合论”世界观、“两枝世界政治论”及德国学者乔格·弗里德里希（Jrg Friedrichs）提出的“新中世纪主义”（New Medievalism）则是具有明显的“后国际”特征的新范式，从而在体系层次上对全球化理论提出了挑战。由于民族国家的角色定位问题与是否遵循“主权至上”原则密切相关，笔者认为明确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角色定位是非常必要的。

      一、民族国家角色定位的传统观

      1648年30年战争结束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打破了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的中世纪教会统治，标志着等级秩序和超国家原则的衰落，宣告了民族国家的崛起。民族国家是当然的、排他的、惟一合法的国际行为体，因此，由具有合法主权的独立国家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常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2]（P28）20世纪二战前后的第二次民族国家的大兴起则充实和完善了民族国家体制，使之成为世界性体制，这是当代国际关系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期间，世界政治基本上是以国家为中心。80年代后至今，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世界政治呈现多元化趋势，行为主体不仅包括主权国家，也包括国际组织（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次国家行为体等。这一背景必然促使民族国家角色定位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传统派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体系最基本、最重要的构成单位，尽管国际体系具有多层次结构，但国家都表现为核心要素，占据中心位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已有数以千计的非国家行为角色进入国际舞台，但是，能反映国际关系本质规定，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多样性统一的，只能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体系中最主要、最基本、最活跃、最富有能量的行为主体。这是因为：1.国家是国际关系体系中惟一享有充分主权的行为主体，因而也是最有实力的角色；2.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直接规定了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状态；3.非国家行为体大都为国家的派生物，都是在国家间关系日益发达的基础上演化出来的。[3]（P64-65）我国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及西方（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者基本持这种观点。

      对于许多新现实主义者来说，后冷战时代依然是“极”的世界、冲突的世界，它与冷战时代所不同的仅仅是过去的两极格局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超格局或多极格局的出现。新现实主义认为，后冷战时代是国家中心的时代，只是国家间冲突的背景和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已。尽管自由主义在理论范式上强调国家间关系中合作的一面，但就本体论而言，两者都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都坚持“国家中心论”。[4]（P410，412）

      二、全球化理论中的民族国家

      从经济全球化视角研究后冷战国际关系的学者否认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坚持的国家中心论。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民族国家是领土（以边界和空间划分）和主权（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的统一体，是民族国家间的交往和互动构成了现代国际体系。在全球化理论看来，后冷战时代由于计算机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传统的边界和空间观念正在被修改和突破，这使得国际关系的地域性特征日渐消减。在此基础上经济全球化狂飙突进，传统的经济国界不断萎缩。经济全球化是指在不断发展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的推动下，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日益加深，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是个客观过程，是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阶段、要求进一步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产物，突出表现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和跨国公司等领域的发展上。

      因此，在以全球化理论为代表的后现代视野中，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领土特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必将带来领土特性的终结和民族国家的消亡。这种观点认为在后现代/后资本主义时期的国际体系中，国家概念正在重构。后现代/后资本主义是全球化学者为新的国际体系所定之名，是按前现代/前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以及后现代/后资本主义的逻辑顺延的结果。这些学者断言国际体系从现代国际体系转向后现代国际体系，全球化相互交错的领土特性对“根据主权和排他性固定领土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而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构成了独特的挑战”，它促成了“后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的形成”。[2]（P28-29）首先，由于国家受到非国家行为体的压力，其治国之权限大为削弱。跨国公司和跨国组织的影响无处不在，市场力量正在逐步超越民族国家的主权原则，因为跨国公司“并不效忠于民族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哪里有市场优势就落户在哪里”。[5]（P1）其次，国家受到超国家主义和次国家主义力量的牵制。国家被来自上层的经济全球化的拉力和下层的次国家主义的扯力所重组。一方面，许多政府通过地区主义在全球竞争中寻求好处，另一方面，国家经常被次国家行为主体所分裂。[6]（P33）再次，传统的国家地域空间也被现代技术所突破。计算机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有的时空概念，体现为时间加速和空间重构，特别是电子空间对传统的地域空间构成了严峻挑战。在电子空间（或网络空间）中，国家的自然界线不起任何作用，譬如，在电子商务中发生的交易，可能与地域没有任何关系，谈判、签约、付款和交付都是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进行的。总之在后现代的非领土国家体系中，民族国家不仅不可能占据主体地位，而且行将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