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是当代西方的国际关系思想大师，英国学派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1913年生于英国布赖顿，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后供职于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其间参与了《国际事务概览》的编撰工作。1946年完成了具有强烈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权力政治》，1949年应查尔斯·曼宁（Charles Manning）之邀到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著名的国际关系三大思想传统的分析模式，把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归纳为现实主义（Realism）、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革命主义（Revolutionism）三大传统。1961年他到苏塞克斯大学从事国际关系教研工作，在此前后积极投入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组建和发展工作，并继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之后成为该委员会的主席。怀特的国际关系思想视野宽广，内涵深刻，对英国学派的学术传统影响巨大。因此，了解怀特及其思想，我们不仅能够更深入地认识英国学派，而且可以汲取一些有益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探索和研究的借鉴。本文试图从怀特的三本代表作入手，分析其理性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内容和特征，展示其影响和局限。 一、权力政治及其含义 怀特国际关系思想的形成，连同其研究内容和性质，与他本人的经历以及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环境有着紧密联系。怀特早年的论著，特别是《权力政治》（注：怀特最早的代表作是1946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出版的《展望》系列小册子《权力政治》一书（Martin Wight，Power Politics，London：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46）。），表现出一种与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思想风格相近的现实主义特征。这首先源于他的基督教信仰。作为一个虔诚的英国圣公会教徒，怀特将神学观念引入世俗的悲观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罪恶的，而政治无关乎美德。他说，“我们并不是尽力而为的好心人，我们是可怜的罪人，生活在报应之下。”（注：Martin Wight，"The Church，Russia and the West"，Ecumenical Review，Vol.1（Autumn，1948），pp.35-36，quoted from Tim Dunn，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Chippenham，Wiltshire：Antony Rowe，1998.）基督教对怀特而言并非只是一种形式，而是他生命的全部，自始至终都影响着他对国际关系的思考。到了后期，虽然怀特已很少表达他的宗教观点，但他对基督教教义传统的尊奉实际上却从未动摇，而这种坚定的宗教信仰也成为其思想观念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参照系。此外，时代背景也是怀特的现实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二战之前，怀特基本上是一个基督教和平主义者，或所谓的“逆向的革命主义者”，他把和平主义看成一个范围宽广的政策领域，对自由派国际主义原则以及当时的和平主义运动有着不切实际的期望，积极赞成并支持国际联盟，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为了长期的和平而做出某些牺牲。（注：肯尼思·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仅在道德感上给怀特带来了巨大痛苦，而且也使他意识到把简单的道义原则作为对外政策的指南乃是一种错误。在“权力”观念战胜“权利”观念的过程之中，怀特转向了对权力政治和均势问题的关注，从一个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权力政治》一书就是这种时代背景和怀特心路历程的产物。 《权力政治》表现出一种与卡尔（E.H.Carr）、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凯南（George Kennan）等现实主义者既相同又相异的现实主义思想。正如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卡斯滕·霍尔布莱德（Carsten Holbraad）以及其他论者所指出，卡尔的现实主义是以批判乌托邦主义为目标的，摩根索的现实主义是一套关于国家目标的系统理论，凯南则试图批判道德主义并为决策者提供指导，而怀特的现实主义则是松散的，他反对进步观，不相信人们能够远离权力政治，认为不大可能建立“一个更加和平、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注：Hedley Bull，"Martin Wight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Martin Wight，Systems of States，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7，p.9；Hedley Bull and Carsten Holbraad，"Introduction"，in Martin Wight，Power Politics，Harmondsworth，Middlesex：Penguin Books，1979，pp.18-19.）这种悲观主义贯穿于怀特的一生，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还表示，国际政治不是进步而是循环往复的，始终充满着暴力和冲突。他写道，如果人们设想托马斯·莫尔（St Thomas More）或者亨利四世（Henry IV of France）来到1960年的英国和法国，他们可能会承认两国在内政上正朝着他们所设想的目标和道路前进，“但是，如果他们将目光对准国际事务，他们更可能对当前情势与其记忆的何其相似感到震惊：国际体系分裂成各自拥有同盟国和卫星国的两大强国，弱小国家通过游离于两强之间而提高身价，普世的教条与地方的爱国主义针锋相对，干涉责任压倒了独立权利，和平目标以及共同利益成为一纸空文，整个世界宁可对阵打仗也不愿意屈从于未加抵抗的征服。舞台可能更大了，行为角色减少了，武器更令人恐惧了，但上演的仍然是原来的情节剧。”（注：Martin Wight，"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96，p.26.）怀特不仅坚信国际政治这种循环往复的模式，还质疑核武器、科学进步和公众舆论等新事物对国际关系的改变。他认为，在他所处的时代，美苏之间的斗争无异于法国与哈布斯堡王室之间的较量，西方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就像是基督教世界的宗派斗争，而“暴力毁灭人类的神秘而可怕的法则”意味着一切生命都是牺牲与奉献，直至万事万物消亡。（注：Ibid.，p.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