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世界相对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下，围绕各国之间如何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共谋繁荣与发展这一时代重大课题，中国政府进行着气势恢宏的国际战略谋划和卓有成效的外交实践。其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同俄罗斯和中亚邻国默契合作，积极推动从“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发展，不懈探索摆脱冷战思维、超越传统安全观的新型安全观，谱写了我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上的辉煌一页。 一、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现 自冷战结束以来，在国际格局转换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形势下，人类面临新的安全态势和安全挑战，最为突出的即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 一般而言，安全是指事物的生存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状态。所谓非传统安全，显然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在国际关系史上，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是保证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社会制度以及国民生命财产不受威胁或损害，防范外部敌对势力的攻击。“安全不仅是国家最终生存的欲望，而且是国家生存在重要利益和价值观不受威胁的环境中的欲望。”[1](p.35)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心所在，安全关注的对象主体主要是国家，其强调主要以军事实力和战争手段来应对威胁。这种传统安全观一直延续到冷战时期。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现，是国际局势演变发展的必然结果。扼要地说，主要是下述四方面国际背景的产物。一是美苏两极对抗格局的终结，二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三是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增强，四是人类科技尤其是信息通讯技术的腾飞。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世人遭遇的安全威胁及其形态发生变化，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各国和平、稳定与发展的严重威胁。首先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前苏联东欧地区掀起国家分裂和民族冲突的汹涌浪潮，非洲大陆惨绝人寰的部族屠杀此起彼伏；其次是90年代中后期墨西哥、东南亚和俄罗斯先后爆发严重的金融风暴，引起地区连锁性的经济危机；再次是世纪之交“9.11事件”等震惊全球的恐怖主义袭击，以及不久前蔓延多国的“非典”、“禽流感”等疫病肆虐。此外近10多年来，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跨国犯罪等诸多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生活的危害也逐渐上升。 随此，人们的安全理念发生转变。一方面是安全目标的纵向延伸，即安全主体由国家安全扩展到国民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乃至全球安全，而人的安全则是这些不同层次安全的交汇点；另一方面是安全内涵的拓展，即从军事和政治安全扩大到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科技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相应地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批判性安全研究”应运而生。如果说，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安全观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研究的第一阶段，那么“批判性安全研究”则为第二阶段，后者以建构主义安全观对前者的传统安全观发出挑战，质疑将国家作为安全研究的主要单元，把研究重心从主权国家的安全转移到人的安全和社会安全。而“批判性安全研究”的主要流派——“哥本哈根学派”的领军人物、当代西方安全研究的学术泰斗巴瑞·布赞更是将安全研究的领域大为扩展，明确提出：“采用一种更加多样的研究议程，在其中经济、社会和环境安全事务扮演着与军事和政治安全相提并论的角色”。[2](p.9) 另外，非传统安全问题至少还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奥尔利欧·佩奇等欧洲一批有识之士组成“罗马俱乐部”，立足于全球范围而非民族国家，研究一系列涉及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问题。其先后发表了《增长的极限》、《人类处于转折点》等震撼人心的历史性文献，尖锐地指出人类面临着人口、资源、污染、粮食等日益严重的困境，由此在开创了全球性问题研究的同时，率先提出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3](pp.25-38)随后方兴未艾的世界全球学研究领域从生态环境、人口危机、资源问题扩展到世界经济危机、南北关系、战争与和平、国际恐怖主义、艾滋病、国际人权和民族主义等诸多全球性问题。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首先提出“综合安全”的概念，其含义为：国家安全除军事安全外，还包括资源、政治、经济、金融、科技、信息、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安全，并提出两个附属性的安全概念——“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4](p.24)“当然，冷战后国际社会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认识得到进一步发展及认同。1994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发表《人类发展年度报告》，提出有关涉及人类安全的七个方面，即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共同体安全和政治安全。 由此可见，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已经超越国家层次，立足于以人为本的全球范畴，其涉及内容已包罗万象，包括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生态环境恶化、民族宗教冲突、国内动乱与国家分裂、经济和金融危机、恐怖主义、信息网络攻击、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袭击、洗钱等等。于是，研究专家把这些近年来逐渐突出的、发生在战场之外的安全威胁称为“非传统安全”。[5]与传统安全威胁相比较，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鲜明的非国家性、非军事性、跨国性、突发性和关联转换性。第一，虽然非传统安全威胁仍然涉及国家间的关系，但已非国家间政治、军事对抗的产物，安全威胁的来源通常是非国家行为体；第二，非传统安全威胁除暴力性活动外，还有许多是非暴力的活动，不仅后者不能以军事手段来解决，而且对前者事实上也难以用单纯的军事手段来应对；第三，非传统安全威胁从产生、发展到解决，往往不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而带有跨越国界、关系多国的性质；第四，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形成许多是经历一个长期积累的潜在性历程，而其爆发在表象上具有难以预知的突发性；第五，非传统安全威胁不少是彼此影响、作用和触发，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转换。然而我们认为，虽然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非国家性，但国家依然是受到安全威胁的主要对象，也是解决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角色，国家在解决安全问题上依然拥有自主决定权，而且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跨国性，更需要主权国家之间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双边、多边国际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