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一直处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调整的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地区安全形势的演变，二是美国决策者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目标的看法的变化。克林顿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调整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其出发点在适应冷战后变化的地区安全环境，如日本在安全上脱离美日同盟的倾向，朝鲜半岛的核危机，以及中国的崛起。布什政府在21世纪初调整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主要由于保守的共和党人视中国的崛起为美国的主要威胁，将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目标设定为遏制中国改变地区现状的“野心”。但是“9·11”打乱了布什政府的既定方针，反恐成为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首要议题，中国暂时被置于次要地位。然而，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五角大楼又着手推进“9·11”之前就已大致谋划好的军事调整。2004年8月26日，布什总统宣布了美国全球军事力量调整计划。就亚太地区而言，这一调整既考虑到“9·11”后反恐的需要，又带有明显的“吓阻”中国的战略意图。 总体而言，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走向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或曰大战略，它界定了美国处理对外事务的基本思路，包括目标、手段、对威胁的认知和介入的程度；二是美国的亚太地区秩序观，它决定了美国地区战略的基本态势；三是美国对华战略，它决定了美国地区政策的主旨。本文试从以上三方面分析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走向。 美国的大战略与亚太安全战略 冷战后美国的大战略存在着多种选择模式，人们尝试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概括或描述，其中以巴里·波森(Barry Posen)和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所提出的四种模式比较具有代表性。这四种模式是：新孤立主义战略、选择性接触战略、合作安全战略、优势战略。四种模式在分析框架、对主要政策目标的界定、对世界秩序的偏好、国家利益观、所关注的地区重点以及使用武力的原则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1] 根据巴里·波森和安德鲁·罗斯的上述归纳，对照冷战后美国在克林顿和布什执政期间的政策实践，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大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不同。克林顿政府的大战略是选择性接触战略与优势战略的结合，同时带有合作安全战略的色彩。1994年克林顿政府提出“参与和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主张美国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与此同时，该战略又强调这种参与必须是有选择的，应“集中于对我们本身的利益关系最大的挑战，将我们的资源用于我们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2]鉴于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参与和扩展”战略提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应以“预防性外交”为主，包括支持民主，提供经济援助，在国外驻军，同其他国家开展军事交流，在中东和其他地区参加多边军事谈判等。根据“参与和扩展”的战略理念，美国军方提出了“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要求美国的武装力量完成三项战略任务：和平时期的参与，威慑和防止冲突，战斗并获得胜利。在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构想中，在对威胁源的判断上重视地区性强国（如伊拉克、伊朗、朝鲜）的挑战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在安全手段上注重参与和威慑，前者指广泛参与地区性事务，保持与各个国家军队的建设性接触，其中包括与以前的对手和非同盟国建立新的和更合作的安全关系，后者指对所谓的“无赖国家”保持军事压力，防止他们破坏地区稳定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军队建设上强调拥有同时打赢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能力。在这一大战略框架下，克林顿政府的亚太安全政策思路是：加强与中国的接触，强化与盟国尤其是日本的安全纽带，保持对朝鲜的威慑。 巴里·波森和安德鲁·罗斯提出的四种大战略模式比较 新孤立主义战略选择性接触战略合作安全战略优势战略 分析支点最低限度、防御性 传统均势性现实主 自由主义 最大限度现实主 现实主义 义 义和单边主义 主要的国际政治 避免卷入 大国和平 和平不可分割 竞争对手的崛起 首选世界秩序远距离均势均势 相互依赖 霸权 国家利益概念狭窄的有限的跨国的广泛的 地区优先选择北美 工业化欧亚全球 工业化欧亚和潜 在对手 北约撤出 保持 转变和扩大扩大 地区冲突放弃 遏制、有选择性干 干涉 遏制、不加选择地 涉 干涉 人道主义干预放弃 有选择性干涉 几乎不加选择地干 不加选择地干涉 涉 武力使用自卫 选择 经常 任意 在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内，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带有更多的优势战略的色彩。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在新军事革命中独占鳌头，北约东扩和美日同盟的再定义，这些都强化了华盛顿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的愿望。1999年初，克林顿在展望21世纪美国的外交政策时直言不讳地表示：世界各国联系日趋紧密，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要使世界免遭过去曾经经历过的灾难，就必须有一个领导，但只能有一个领导；美国得益于全球化的趋势，更加繁荣，更具有信心，也因此最有能力领导这个世界。[3]根据1997年美国国防部推出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美国战略界对国际环境的基本估计是：作为后冷战时代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2015年之前不会面临像前苏联那样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军事能力的对手，但在2015年以后，将有可能出现一个地区大国或全球匹敌的竞争对手，而俄罗斯和中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对手。这样，为了保持美国在21世纪的独霸地位，美国不仅要对付“无赖国家”的地区性挑战，更要警惕新兴大国的出现。基于这一思路，美军提出了“营造、反应、准备”的军事战略。该战略既重视对付现实威胁，又强调准备应付未来挑战的模式；在战略准备上，从立足打赢两场大规模地区性冲突提升为打赢两场大规模战区性战争。在此背景下，美国在90年代后期开始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和牵制。 布什政府在2001年入主白宫后，全面奉行“优势战略”主导的国家安全战略，致力于塑造美国治下的和平。布什政府的战略思维深受1992年美国国防部炮制的“防务规划指南”的影响。这份在当时的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主持下编写的文件把美国在冷战后首要的战略目标确定为“防止再次出现一个新的对手”，为此，必须防止任何一个敌对国家主宰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2001年9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采纳了这一思路，并将中国视为美国最主要的潜在对手和美国军事战略的首要目标。《报告》称：“在亚洲维持稳定的均势是一个复杂的任务。一个有着可观资源的军事竞争者有可能会在该地区出现。”[4]这里尽管没有明言该竞争者是谁，但“中国”二字已是呼之欲出了。布什政府“优势战略”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谋求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在军事力量的建设上要求以能力为基础而不是以威胁为基础。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Donald H.Rumsfeld)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写道：“这项评估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把防务规划的基础从主导过去思维的‘基于威胁’的模式转变为未来‘基于能力’的模式。这种基于能力的模式更多地着眼于可能如何作战，而不是对手可能是谁或战争可能在哪里发生……这种基于能力的规划模式要求，美国既要在关键领域保持其军事优势，又要开拓军事优势的新领域，并剥夺对手的非对称优势。”[5]“9·11”事件的发生迫使布什政府调整其国家安全日程，将打击恐怖主义列为当务之急，但运用美国的超常实力以谋求和巩固美国优势的基本目标并未改变。2002年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美国在全世界拥有前所未有和无可比拟的实力和影响力。由于我们一贯忠于自由原则和自由社会的价值观，美国的这一地位被赋予独一无二的责任、义务和机会。这个国家的强大实力必须用于促进有利于自由的均势。”[6]尽管“9·11”后各大国对美国表示的同情和在反恐问题上向美国提供的支持使布什政府认识到，国际社会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即各个大国可以和平地开展竞争而不是不断地扩充军备，但布什政府决心要维持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吓阻”潜在的对手放弃扩充军备，不再妄想拥有超过美国或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实力。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认为，“9·11”后美国形成的新的大战略“坚定地维护一个单极世界，在这个单极的世界秩序里，美国根本没有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不允许任何没有美国参加的大国联盟谋求霸权。”[7]布什政府退出被视为全球战略稳定基石的《反导条约》，构建导弹防御体系，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发展先进的军事能力，在反恐的同时积极谋求地缘政治利益，充分体现了这届政府对“力量优势”的崇拜心理。布什政府的“优势战略”还表现在它充分运用美国力量的意愿上。布什政府中的鹰派相信，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打赢它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美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和权力只有通过现实的力量运用才能得到巩固。“先发制人”的安全战略和伊拉克战争就是上述理念的生动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