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发展虽然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时代的发展无论多么日新月异，总会受到历史遗产的影响。20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摧毁了我们最为熟知的帝国主义，也瓦解了曾经笼罩着整个世界的西方殖民帝国体系。然而，无论是古代帝国残留下的铠甲，还是工业帝国破败的废墟，在很多人脑海中仍然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唤醒着他们对昔日荣光的回忆，也在时机成熟之时，赋予他们追求理想的激情和动力。“9·11”之后在美国兴起的“新帝国论”就是一些政治精英（主要是新保守主义者）顶礼膜拜的济世良药。“新帝国论”的根本目的在于将这种霸权治理思想融入到美国的对外政策之中去，借助打击恐怖主义的战略良机，按照“帝国”权力观和世界观所构成的治理模式，将世界置于新的帝国统治之下，打造新的美国世纪。然而，如同历史上的许多帝国一样，帝国在兴盛的巅峰时，往往同时也播下了自身失败的种子。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新帝国论”发展的极致，但是，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当“新帝国”的策划者们从短暂的狂欢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对世界如此美好的规划却遭到了国内外越来越多的抵制。究其根源，乃在于“新帝国论”给美国外交以及整个世界所带来的破坏性作用大于建设性作用，其倡导的外交政策不仅不能确保美国的霸权，而且从更深的层次上侵蚀着美国所领导的国际体系的根基，威胁着绝大多数国家所渴望的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新帝国论”的国际困局 “新帝国论”基于这样一个理论信念：美国作为仁慈的帝国，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文明和更持久的繁荣。新保守派认为，“美国不能在一个动荡的国际环境中独善其身，因而美国要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以道义的力量来领导世界，即实现‘仁慈的霸权’或‘王道’”。（注：张立平.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潮.任晓，沈丁立主编.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外交政策，上海三联书店，2003：143）“新帝国论”所坚持的帝国善治思想，一方面不放弃建立在权力统治基础上的“美国之下的和平”，将美国作为唯一有资格、有能力来治理世界的霸权力量；另一方面，它将美国的利益同世界的整体利益等同起来，强调美国的道德准则能够保证其权力的行使是以维护世界秩序、保障文明世界整体利益为目标的。特别是美国一直坚持将民主制度输出作为权力输出的必配附属品，在道德上美化了美国的霸权统治。但是，这样的构想只能说是新保守主义一厢情愿的追求。在后冷战时代，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具有了一些新的特征，“新帝国论”所奉行的强权手段加意识形态，从某种程度上讲，明显残留着冷战时代的特征。从整个国际外部环境来讲，“新帝国论”之所以知易行难，是因为不仅它无法跳出国际格局的大框架，也无法超越历史的制约和限制。 首先，从“9·11”事件至今三年多的外交实践表明，“新帝国论”或许可以借助强硬手段在短期内达到其目的，却无法解决实质性问题。 “9·11”后美国在反恐问题上态度强硬，将军事打击作为主要手段。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美国主导的反恐已经扩大化，其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裂痕也在扩大。早在2002年，《时代周刊》在“9·11”周年时就发表评论说：“现在的情况已不可与发生恐怖袭击的那一刻同日而语了，但是，布什还总是祭起他简单选择的法宝：要么上要么下，要么好要么坏，要么死要么活，要么你站在我们一边要么你就是站在恐怖主义的一边。这种非黑即白的特殊时刻已告一段落，世界重又回到难以一眼辨出黑白的灰色状态中去了，从此布什又该如何应对呢？”（注：Michael Duffy.March Along.Time,September 11,2002）而这段话正好说明“新帝国论”非善即恶的哲学主旨同世界的多样性之间的根本的矛盾冲突所在，这也是美国外交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恶性思维方式：世界上如果存在着非美国式的文明或国家，美国必定要承担对其改造的责任，哪怕是全部推倒了重建。 在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美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矛盾。美国相继对两个伊斯兰国家（阿富汗、伊拉克）用兵，并在最近不断通过外交和武力方式威胁另一个伊斯兰国家（伊朗），其根本目的都是在于根除伊斯兰世界中的反美势力，并借机获取有利的战略地位，重新改造中东政治格局。但是，美国的战争手段及其在中东问题尤其是巴以问题上的政策激起了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反感，甚至包括了一些长期盟国和“亲美”政权。入侵和占领伊拉克使得穆斯林对美国的感情进一步恶化：无助、屈辱和愤怒的感觉在伊斯兰世界蔓延。大多数阿拉伯人相信，美国进攻伊拉克的目的在于获取对伊拉克石油的控制权和帮助以色列——阿拉伯世界的死敌，并且将其视为西方世界对穆斯林的又一次帝国式侵略。2004年中，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阿拉伯-美国协会公布了一份最新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近两年来，美国政府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每况愈下。这份调查被认为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被调查的阿拉伯人共有3300人，分别来自埃及、约旦、黎巴嫩、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同2002年类似调查结果相比，被调查者对美国抱有好感的比例大幅下降。2002年，对美国持有好印象的埃及人从15％，锐减到2004年的2％；在沙特，对美国有好感的民众比例2002年是12％，现在只有4％；在摩洛哥、约旦和黎巴嫩，这一比例分别从2002年的38％、34％和26％，骤然下降到今年的11％、15％和20％。（注：阿拉伯人为何越来越不喜欢美国.人民网，2004-08-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