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应该告诉我们，世界是如何运行的。目前缺乏的是中肯的建议、甚至最恰当的理论。但是，这种研究能消除错觉，剥去支配外交政策辩论的过于简单化的流行理论的外衣。 美国政府为了尽力弄清，在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是什么出了差错，已持续地进行了若干轮痛苦的审查。情报界面临彻底的体制改革；军方已建立了一个应急中心，以面对一个新的敌人；而一个庞大的新联邦机构已应运而生，以协调国土安全保卫工作。但是，“9·11”是否像表明情报和政策的失败一样，表明理论的失败？有关世界如何运行的熟悉理论仍然支配着学术讨论。学术界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是调整现有理论，以适应新的现实。这种方式是否已获得成功？国际关系理论是否仍有什么东西可告诉决策者？ 6年前，政治科学家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在本刊发表了一篇有关这个领域的得到很多人引用的调查报告（《一个世界，多种理论》，1998年春季号）。他概述了3种占优势的探讨世界如何运行的方法：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理想主义的一种被称为“结构主义”的更新了的形式。沃尔特认为，这些理论既决定公共话语的发展方向，也决定政策分析的发展方向。现实主义集中关注权力在国家之间不断变化的分配。自由主义强调不断上升的民主国家的数量以及向民主制度过渡时的动荡。理想主义阐明主权、人权和国际正义不断变化的标准以及宗教观念在政治中的潜能的增强。 这些学术观念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大学教室和终身教职评定委员会的范围。决策者和公共评论家在阐述全球安全困境的解决办法时，援引所有这些理论的原理。乔治·W·布什总统承诺通过将自由民主制度扩大到中东与恐怖行动进行斗争，并声称，“自称是‘现实主义者’”的怀疑论者“……已失去与一个基本事实的联系”，即“在自由高歌猛进的时候，美国总是更安全”。国家安全顾问、斯坦福大学前政治科学家康多莉扎·赖斯以一种更折衷的语调解释说，新的布什学说是实用主义的现实主义与威尔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混合物。在最近的总统竞选运动期间，参议员约翰·克里所说的话惊人地相似。他说：“只是在我们的外交政策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的时候，这种政策才获得巨大成功。” 国际关系理论也决定性地影响和鼓舞那些解释和传播学术观念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例如，2004年夏季，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两个有影响的制定者——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这些概念范式对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的含义发生冲突。克劳萨默支持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赞同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独特结合，他把这种混合物称为“民主现实主义”。福山声称，克劳萨默相信使用武力，也相信在伊拉克发生民主变革的可行性，这使他看不到伊拉克战争缺乏合法性——这个缺陷“既由于削弱我们的实际力量而损害我们的议事日程的现实主义部分，也由于降低我们作为某些观念和价值的化身的吸引力而损害我们的议事日程的理想主义部分”。 事实上，一旦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进入决策圈子和公共辩论，它们有时可能成为过于简单化的世界观的门面。然而，严格地说，它们的政策含义是微妙的和多层面的。现实主义逐渐灌输一种对权力作用的实用主义评价，但也警告说，如果国家的手伸得太长，它们也会遭受损失。自由主义强调成熟的民主国家的合作潜力，尤其是在通过有效的机构进行合作时，但它也指出民主国家讨伐极权政府的倾向以及新兴民主国家的崩溃引发狂暴的种族动乱的倾向。理想主义强调有关价值观的共识必须成为任何稳定的政治秩序的基础，但它也承认，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往往需要与冲突的潜在性进行思想斗争。 每一种理论都提供一种观察某种复杂局面的过滤器。因此，它们有助于解释有关外交政策的政治言论背后的假设。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起到彼此检查的强大作用。它们在得到有效利用的情况下，能够揭露可能产生被误导的政策的论点所包含的弱点。 现实主义是否仍是现实的？ 处于现实主义的核心的是一种信念，即认为国际事务乃是在自私的国家中间争夺权力的斗争。虽然现实主义的某些主要支持者，尤其是已故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对人的本性深感悲观，但现实主义不是一种有关绝望的理论。目光敏锐的国家能够找到一些减少彼此形成的危险的方式，从而缓和战争的原因。现实主义也不是必然地超道德的：现实主义的倡导者强调指出，一种有关权力的坚决彻底的实用主义即使不能产生一个理想的世界，也确实能够产生一个更和平的世界。 在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现实主义是人人喜欢加以憎恨的理论。现实主义主要地由欧洲移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形成，自称是对抗认为仅仅国际制度和法律就能维持和平的天真信念的手段——目前的新一代学者认为，这种误解为战争铺平了道路。最近数十年来，现实主义方法得到美国理论家最充分的阐述，但它在美国之外同样仍然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富有影响的作者兼编辑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明确地谈到德国强烈的现实主义传统（他注意到美国的力量对欧洲发展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曾把美国称作“欧洲的抚慰者”）。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所依据的现实主义观念可追溯到几千年前。随着中国使其经济现代化并加入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中国以现实主义者非常理解的一种方式采取行动：随着其经济实力的增强，缓慢但坚实地发展其军队，并避免与美国占优势的武力发生冲突。 现实主义有关“9·11”之后的世界的看法有几分是正确的。即使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现阶段，军事实力持续的中心地位和冲突的持久存在也没有使现实主义者感到惊讶。这个理论最明显的成功是其解释美国对“9·11”恐怖主义攻击作出的强烈军事反应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发展得比任何对手更强大得多，现实主义者预料，无论是出于安全或者财富的原因，还是出于其他动机，这个国家最终将利用这种实力扩大其统治范围。美国以某些人认为是帝国的方式利用其军事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够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