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背景]近半年来，我与亚历山大·温特在通信中谈到了关于建构主义研究仍然存 在的一些学理空间和发展趋向问题。其中有两个方面比较有意思：一是理论层次的发展 空间，二是理论内涵的发展空间。在理论建构层次方面，温特建构主义借鉴华尔兹的结 构现实主义的理论化方式，集中考虑体系层面因素对国家行为体产生的作用。许多批评 者都对这一借鉴提出质疑。有些学者试图在单位层面上发展建构主义理论，比较突出的 是江忆恩(Johnston)的战略文化理论(Johnston 1995)和勒格罗(Legro)的组织文化理论 (Legro 1997)。这两个理论都是强调单位层次的文化因素对行为体身份以及行为产生的 重要意义。在思想内涵的拓宽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巴尔金(Barkin 2003,2004)。他在20 0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自由建构主义和现实建构主义的分类，批评温特建构主 义是典型的美国式自由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现实主义同样可以与建构主义进行协调的融 合，并提出了现实建构主义的大概框架和研究内容。将建构主义与国际关系两大主流理 论融合并试图建立新的理论，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因此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温 特本人对此也很感兴趣。 关于体系层次与单位层次建构主义问题，温特坚持体系层次建构主义。但我以为，建 构主义在层次上的“回落”(或曰还原到单位层次)是有道理的，因为国家身份的确定不 会也不可能完全是体系层次观念结构决定的。用一位中国学者的话说，就是“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章百家2002)。在建构主义与其他理论的融合方面，温特认为是一种可行 的方式，因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包含了社会性内容。但我觉得如果融合可行，建构 主义就只能保留其作为社会分析框架的地位，它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假定就失去不可通 约的性质，因此它的国际政治理论地位就不复存在。另外，我提出了一个地缘—文化建 构主义的概念，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层次上的不同路径问题，目的是可以发展不同 地域文化的不同建构主义流派(如中国建构主义学派等)，可能有一定的开发价值。 现征得温特本人同意，将部分通信内容翻译整理出来，并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 志以对话形式予以发表。(秦亚青) 一、体系层次和单位层次的建构主义 秦亚青：社会建构主义近些年来发展很快，出现了一些很有学术意义的趋向，也显示 了建构主义仍有着很大的学理发展空间。许多学者在分析层次和思想内涵两个方面做出 了新的尝试。1987年，你在发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的论文时( Wendt 1987)，强调的是一种社会性互动，亦即施动者和结构之间的互构。这主要是一 种双向的活动。比如奴隶和奴隶主的身份互构，因为不是因果关系，所以没有时间上的 先后，奴隶、奴隶主和奴隶制三位一体，相互建构，相互依存。但是在你的《国际政治 的社会理论》一书中(Wendt 1999)，我觉得虽然你说你的体系理论同样是重视互构的， 但相互建构却基本上变成为一种单向建构，即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建构了国家的身份。 国家之间的互动则成为次要的内容，温特建构主义以体系理论为主，因而也就成为一种 自上而下的理论。 温特：我同意你的说法。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自上而下的向度是我的 理论的主导向度，单位层次的因素因此受到了压抑。我在1987年的论文《国际关系理论 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中强调的更是一种互构互动的关系。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提出的是体系理论，不是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论。所以，我有理 由强调体系层面的理论建构，强调自上而下的建构过程。正如我在书中说的那样：“在 这本书里，我的兴趣在于国家间(或曰‘国际’)体系的结构及其产生的影响。所以，我 将采用‘体系理论’来研究国际关系。”(Wendt 1999:p.11) 秦亚青：但是，一些批评者认为，如果没有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论，也就没有身份政治 可言。比如，齐菲斯(Zehfuss)在她2002年的著作《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中，批评 你的理论是没有政治内容的身份/认同理论(Zehfuss 2002)。她说，温特认为国家的自 生身份，即由国内政治形成的身份，从本体论角度来看，是先于国际体系的，是外生的 和给定的(Zehfuss 2002:p.44)。据此，她认为你的中间道路抽去了“政治”这一灵魂 。国内政治提供了基本语境，没有这种语境，国家的身份/认同就失去了依托。 温特：的确，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许多批评都认为我的理论忽视了国家身份/ 认同的国内因素。但是，我认为这种批评有失偏颇。我承认，国内政治进程因素，对于 国家身份形成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本书中，我想要 提出的不是解释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论，而是揭示国际体系的运动定律(the laws of motion of the system)。在这一方面，我与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是相似的。华尔兹 认为，国际政治理论与对外政策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像华尔兹的理论一样，我的理论也 是体系理论。正因为如此，我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没有强调国家的身份形成和 对外政策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