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伊拉克问题而彰显的美欧分歧，一时间成了政界和学界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对于 美欧分歧的根源和大西洋联盟关系的前景，各种分析见仁见智。悲观论者认为，美欧之 间在权力、威胁认知、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西洋关系走向解体。乐 观论者则认为，美欧之间的麻烦只是僵硬意识形态、国内政治影响、外交失当的产物， 共同历史和价值观会有效维持大西洋纽带的韧性，欧盟和美国不可能分道扬镳。(注：Andrew Moravcsik,“Striking a New Transatlantic Bargain”,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3,Vol.82,No.4,pp.74—89.)对美欧分歧的原因的不同判断，会得出关 于未来大西洋关系发展前景的不同结论。但是，不论悲观论者还是乐观论者，在求证各 自的判断时都提到了价值观问题，而且分别把美欧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冲突与一致列为重 要论据。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价值观因素到底在美欧关系中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本文 并不奢望对这两种见解进行学理仲裁，而是试图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探讨美欧分歧的观 念性成因来揭示美欧之间日益突出的认同危机和身份背离，并进而深入分析大西洋关系 的结构性变迁。 美欧分歧的观念性成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美欧同盟关系开始发生微妙但却 深刻的变化，美欧分歧不断凸显和加剧。造成传统大西洋关系出现裂隙的根源是多方面 的，共同敌人的消失无疑是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在主要敌人缺席的情况下，美欧之间 渐行渐远的世界观、安全观、治理观则是更为基础性的、不可忽视的内在成因。 对于如何解读冷战后的世界，美欧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歧。美国坚信，美国的绝 对主导是当今世界的界定性特征。查尔斯·克劳瑟默和威廉·沃尔弗斯等人分别撰文宣 称，世界已经由美国的“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进入美国的“单极时代”(unipolar era)，(注：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The National Interest,Winter 2002/03,No.70,pp.5—17.)而且美国霸权造就的单极 世界长期内将无法撼动。(注：William 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1999,Vol.24,No.1,pp.5—41;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2,Vol.81,No.4,pp.20—33.)罗伯特·卡根认为：“苏联帝国 的崩溃导致国际体系的根本重组，当前的形势是，美国全球霸权成为塑造未来世界的主 导因素。”(注：Robert Kagan,“Strategic Dissonance”,Survival,Winter 2002/03 ,Vol.44,No.4,pp.135—139.)布什政府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开宗明义 地指出：“美国拥有世界上史无前例——无可匹敌——的力量和影响”，美国将以此“ 推动有利于自由的均势”。(注：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ashington D.C.:The White House,September 2002.)与此不同， 欧洲则认为，当今世界的界定性特征是全球化及其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注：Ivo Daalder,“The End of Atlanticism”,Survival,Summer 2003,Vol.45,No.2,pp.147— 166.)克里斯托弗·伯特兰写道：“新时代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全球化。正如资本 、商务、通讯不受距离阻碍在全球运营一样，安全与不安全已经变得全球化了——它们 再也不能通过指称具体的地区和领土疆界来加以界定”。(注：Christoph Bertram,“Shaping a Congenial Environment”,Survival,Winter 2002/03,Vol.44,No.4,pp.139 —145.)英国首相布莱尔也认为，“金融市场、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核扩散、世 界贸易……的教训就是，我们的自我利益和我们的相互利益今天已经不可摆脱地交织在 了一起”。(注：Tony Blair,“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Address to the Labour Party Conference,October 2,2001.) 尽管美国对自身的主导地位信心十足，但美国眼中的世界仍是“霍布斯式的丛林世界 ”，美国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认定为国家安全和世界秩 序的主要威胁。这既是因为“9·11”恐怖袭击使美国本土安全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威胁 和挑战，并进而强化了遗留在美国决策层的冷战思维，也是因为美国试图借助遥遥领先 的军事优势和经济实力追求国家的“绝对安全”，构建完全由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冷 战结束对于欧洲国家而言则具有截然不同的寓意，虽然不能说欧洲眼中的世界完全变成 了“康德式的协调世界”，但是欧洲各国普遍相信，人类有可能因此走出霍布斯丛林。 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标志冷战结束的“11·9”柏林墙倒塌事件可能要比“9·11”恐怖 袭击事件更为重要。(注：Andrew Moravcsik,op.cit..)因此，在欧洲看来，种族冲突 、移民、有组织犯罪、贫穷和环境恶化才是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这并不是因为欧洲不 是“9·11”事件的直接受害者，而是因为欧洲对恐怖主义威胁具有与美国不同的判断 ，它把恐怖主义看作是全球化时代的集体威胁，因而主张集体应对，并致力于建立集体 安全和“共同安全”。借用罗伯特·库珀的术语，欧洲已经进入了“后现代世界”，传 统意义上的威胁已经消失，而美国仍然停留于“现代世界”，认为传统威胁无所不在。 (注：Robert Cooper,The Postmodern State and the World Order,London:Demos,200 0;Robert Cooper,“Why We Still Need Empires”,The Observer,April 7,2002;Robert Cooper,“The New Liberal Imperialism”,The Observer,April 7,2002.) 对安全威胁的不同认知和对安全目标的不同确定，必然带来对安全手段的不同取舍。 美国认为，对付任何潜在敌人特别是恐怖分子的有效办法是依靠武力先发制人，因为美 国相信胁迫优于说服、制裁优于诱导、大棒优于胡萝卜。欧洲的观念则恰恰相反，欧洲 人倾向于通过和解、协商、外交和说服的方式，而不是使用武力的方式解决问题。(注 ：Robert Kagan,“Power and Weakness:W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See the World Differently”,Policy Review,June & July 2002,No.113;Robert Kagan,Paradise and Power: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London:Atlantic Books,2003.)因此，对于全球问题的治理和国际安全秩序的建构与维护，美国与欧洲分别开出了不同的处方。美国怀疑和漠视国际制度的作用，把联合国看作是束缚手脚的障碍；欧洲则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情有独钟，不仅尊重联合国的权威，而且坚信国际制度有能力也有效率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美国更喜欢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单边主义方式；欧洲则坚持多边主义和大国协调才是实现国际安全有序的根本；虽然美国并不完全否认大国合作的意义，但美国最多只能接受可由其任意取舍的“菜单式多边主义”(a la carte multilateralism)。美国强调国家实力和联盟关系的重要性，并认为临时性、松 散的“意愿联盟”(coalition of willing)优于长期性、固定的“军事同盟”；欧洲虽 然也看重联盟关系的价值，但更强调以行动能力为前提的关系密切的地区内合作和地区 间合作。与美国相比，欧洲倡导的是一种强调共同利益、权力分享、相互照应，与其他 国家协调利益，并以有约束力的共同游戏规则和合作为准则的全球治理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