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使美日同盟和北约(NATO)面临新的挑战。美国越来越奉行“单边 主义”政策和不断扩大“非正式联盟”的举措，使联盟本身的内在逻辑和行动规范正在 发生着变化。面对这样的冲击，与NATO诸国不同，日本选择了强化而非弱化同盟的政策 ，这样的选择究竟会给美日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目前还很难预测，但是，从战后日本对 美国的政策行为、价值判断以及它同欧洲政策行为、价值取向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两国 关系某种形式化的规范，这或许能够对解释和预测现在与将来的美日同盟关系提供某种 依据。 美日关系的历史审视 从美日关系在战后的发展历程看，大体可以划分为这样的几个大的时期： 主从关系时期(1945～1963)。这个时期的日美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1945 ～1949年美国对日本的间接占领阶段和1950年以后日本重返国际社会阶段。在这个时期 ，美国的整体对日政策是，由前期的“非军事化”、“民主化”和解散财阀为核心的政 策，向后期的“轻武装”的有限军事化、恢复日本的重化学工业经济基础、支持日本保 守集团执政的政策转化。也就是，美国的目标是由消除日本威胁转变为扶植日本，使日 本增强抵抗共产主义威胁的能力。在日本，这一时期的两个阶段又被称作“改造阶段” 和“逆改造阶段”。但无论如何，美国都是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日本相对地处于从属和 依赖的位置。 安全关系的再构筑和经济摩擦时期(1964～1982)。这个时期随着美国的衰退和日本的 经济增长，日本“逃票乘车”问题成为美国批评的一个核心，美国对日政策向确立有效 的责任分担体制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美日经济的摩擦问题成为影响两国政治与安全保 障问题的关键。这一时期，在经济上的美日摩擦、协调与融合成为军事、安全的层面建 构新同盟关系的基础。 明确建立日美伙伴关系的时期(1983～1990)。伴随美国对苏联进行遏制的里根主义的 出台，美日同盟的目标再度明确化，“美日命运共同体”、“美日军事同盟”、“美日 伙伴关系”得到明确的表述。与此同时，美日摩擦的加深越来越使美日经济竞争关系得 到明确的认识，对日本奇迹的惊叹逐步演化为“日本威胁论”。 美日同盟的大论争时期(1990～1995)。第一次海湾战争和苏联的解体，使美日传统的 同盟关系本身的存在意义受到挑战，美国国内对日本“一国繁荣主义”和“逃票乘车” 的批评，逐渐演化为“日本异质论”、“敲打日本论”、“封锁日本论”。日本国内也 出现了安保同盟“解散论”、“强化论”和“现状维持变革论”的大争论。加上在经济 、贸易方面，美国执行“数值指标”和“结果重视型”政策，强压日本开放市场，使美 日关系陷入极其危机的境地。 面向21世纪的过渡或转型期(1996～)。1996年美日首脑会晤，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 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双方一致认为日美关系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双边关系 之一”，“日美合作的基础仍然很牢固，在21世纪继续保持这种伙伴关系，是十分重要 的。”[1](P287)自此，结束了两国日渐升级的同盟论争，日美走出同盟解体危机，日 本修改国内法制的步伐加快，从美日新防卫合作指针到有事关联法案，从周边事态法案 到伊拉克新法，日本为成为“普通国家”和加强美日军事合作进行大幅度的政策转变， 美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变革时期。 从美日关系发展的历史看，有一条主线始终贯穿于这一双边关系之中，那就是美日不 同的发展方向。从总体上看，美国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由坚持自由贸易主义向国内保护 主义的方向发展，而政治和外交政策则是由全球主义向孤立主义迈进，它所体现的是美 国全球霸权地位不断地由强到弱，霸权的治理方式由自己负担向同盟国的责任分担体制 转化。而日本的发展方向则与此相对，在战后，日本的经济由崩溃步入奇迹性的腾飞， 政治意识也由小国主义逐步向大国主义发展，对美关系上基本上是由片面依赖向自立主 义(同美国保持距离)，进而向美日一体化的方向努力。这决定了美国与同盟国的关系在 经济与政治的两个方面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在存在东西对立的时候，同盟国都是“朋友 ”；但是在西西竞争的情势下，同盟国又都是“敌人”。亨利·基辛格不无忧虑地说“ 对于政治上是同盟关系，经济上是情敌关系的国家来说，怎样做才能够不使政治关系紧 张恶化而又执行自主的经济政策呢?——目前尚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解决这样的困境。”[ 2](P453) 单就美日关系看，在美国执行全球性扩张政策时期，对日政策总体趋于极力地扶助与 支持；在相对缓和与收缩的时期，对日施行强硬政策和抑制政策。从战后历史看，在美 日同盟的初期是全力地扶持，此后转变为第二时期的对日的责任分担政策，在第三时期 又强化共同体意识，不久又转变为对日批判和敲打，目前伴随美国强烈的建立全球帝国 政策的出台，对日本的政策扶植又成为主要的方向。对于日本来说，在依附美国坚持同 盟关系的大前提下，出于对同盟困境本身的卷入与抛弃的双重恐惧，总是在美国的扩张 时期同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乃至极力抵抗美国的要求——害怕被卷入；而在相对缓和的 时期，又总是为顺应盟主的要求而做出较大的让步——害怕被抛弃。但从总体上看，日 本是逐步地在发展自己政治和军事能力，向能够与美国协同合作的方向发展。在战后初 期，日本用非常充分的理由抵制美国要日本重新武装的要求，但在第二个时期日本切实 地加强了防御能力，明确地表明了美日合作的防卫分担体制，在第三时期日本仍然抵制 美国要日本加大扩军、技术回流的要求，但第四时期日本已经顶住压力实现了向海外派 兵。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深入，日本尽管不断地强化国内法体制，但是对美国的距离感 仍然存在。因此日本做实质性让步最大的时期，总是感觉到自己将要被盟友抛弃不管的 时期。这样看美日关系总是呈现这样的一幕：在美国需要日本时，美国总是在抛弃一些 经济上的利益以换取日本的支持，而日本总是在利用对美的支持换取政治上的好处、安 全上的对等条件；美国的需要并不强烈时，日本总是在政治和安全承诺上做出让步，以 抵消美国的对日批判，美国也利用这样的让步逐步诱导日本向更大的让步发展。所以， 从长期看，经济的结构性摩擦往往被政治性的判断所左右，呈间歇性的爆发状态；政治 、军事关系的强化受经济的推动呈不断加强和日渐冲突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同盟关系的 危机不断地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