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美国人怕死,因此怕打仗;或者说:战场上伤亡一大,美国民意就会反对 战争,仗就打不下去了。这两个命题是否准确?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回答的问题。 一、民意对外交(战争)决策的影响 国内外专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公众舆论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国内环境的主要因素之一 。归纳起来,其理由在于: 1.制度因素。1863年,美国历史上颇负声望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曾经说:美国政府 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1]。在这种民主体制下,公民享有的不仅是言论 和集会自由的权利,更关键的是通过手中选票来影响政府决策的权力。因此,决策者应 毫不犹豫地倾听公众的声音并在政策中使之得到充分反应。公众的同意是民主政府运行 的基础。如果没有公众的支持,任何内、外政策都难以成功。曾当过美国副国务卿的纽 瑟姆就深有体会地说:“虽然政府的某些程序是不对外公开的,但在美国民主体制下成 功的决策最终有赖于公众的接受和支持”[2]。 2.竞选政治。在美国政治制度下,市场观念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支柱而且几乎左右着一 切政治行为。这种比较公开的政治竞争造成结果是,如果政治家“推销”的政策主张不 为公众所接纳,甚至遭到公众和媒体的强烈反对,那么就易受到其政治对手的攻击。这 不仅使他难以推行自己的主张,甚至无法在竞选公职中取胜。这就是选票的力量。公众 的态度对政治家的名誉和前途、决策选择的范围和政策走向都是重要的。正因如此,政 治人物和各种政治力量一方面要迎合公众舆论,同时也设法引导和塑造舆论。 3.媒体的确定抉择能力。政治学家沙特奈特指出:“确定抉择是行使权力的最高手段 。”[3]这种能力可以限定政治辩论的范围,分清哪些在政治上是重要问题,哪些是不 重要的,并确定什么解决办法是合理和可以接受的,而其他办法则不是。媒体态度往往 就表现为民意的代表。 4.技术进步。报刊的发展、广播电视的普及和传播技术进步,使信息流动速度加快, 覆盖范围越来越广。一度为少数人所垄断的对外事务方面的信息已容易被百姓知晓,因 而信息分配变化对对外政策上的权力分配产生了影响。 公众舆论影响对外政策的几个突出例子如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3/4以上的被访者表示 他们支持缓和,即苏美寻求意见一致和合作的领域;半数以上的人表示支持正式承认共 产党中国。这些意见推动了卡特同中国建交和对苏联实行缓和的政策。1979年伊朗人质 事件的初期,根据NBC电视网的统计,高达77%的美国人认为卡特处理外交事务很出色。 但到1980年4月,这个事件仍未有结果,于是只有约30%的美国人还如此认为。这无形中 对卡特政府构成了压力,致使他不得不匆匆采取那次流产的军事行动去解救人质。1986 年12月,在秘密向伊朗出卖武器问题上,里根也命运不佳。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民众对 他的支持度从67%降到46%。 但公众并不是决定政策的主体,它的影响往往是通过诸如国会、游说团体、新闻媒介 等渠道实现的。反过来,这些渠道本身也是决策者引导、塑造“公众舆论”的途径。因 此,学者对舆论的影响力作了一个界定。美国著名学者科恩认为:“公众舆论是外交政 策制定者政治轨道之外的环境中能作用于外交政策的一种政治力量,一种能推动、限制 或者纠正决策行为的力量。”[4]另一位学者则指出:“美国从来没有一项重大的外交 决策是因公众的自发要求而做出的。”[5]看来,公众舆论能够影响政策,但并不决定 政策。 就战争这个特殊的对外关系的现象来看,这个结论是否成立,我们可以取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例来探讨这个问题。 二、朝鲜战争中民意的变化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月底,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军队全面介入战争。28日, 他在公开声明中解释说:“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用 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因此,美国要“承担保卫朝鲜的义务”[6]。对于政府的出兵决 定,美国国会、媒体和公众给予了普遍的支持。其中美国公众的支持率是81%[5]。美国 人认为有必要进行这场战争来应对共产党的扩张和捍卫美国的利益。 要打仗就免不了伤亡,美军伤亡不断增加。与此相应,美国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力度就 发生了变化。下面的统计表反映了这个趋势(调查中所提的问题是:你认为美国介入朝 鲜战争是错误行动吗?否定的回答被认为是对战争的支持)[7]。 民意测验日期累计死亡数字战争支持率 1950年8月 4631 66 1950年12月13991 39 1951年2月 16716 41 1951年4月 18674 45 1951年8月初 21459 47 1952年9月 28185 39 1952年10月底 29874 37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到,战争初期虽然有些伤亡,但多数美国人是支持美国介入战争的 。1950年10月中旬,为了应对美国的威胁,中国志愿军大规模开进朝鲜。11月上旬本已 推进到鸭绿江边的联合国军遭到了志愿军的沉重打击,伤亡3万多人,全线退到三八线 以南。所以12月的美军死亡统计数字大增。美国媒体报道了这一军事挫折。其中,《新 闻周刊》指出:“这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军事上所遭受的最大打击,它也许会成为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灾难”[8]。于是,战争支持度突然大幅度下降,因为美国公众 知道这些情况后担心引起大国的冲突,甚至两个阵营的冲突,从而对战争前景不看好。 1951年1月,联合国军展开反攻,又逐渐扭转了战场上的局势。双方到6月基本在三八线 附近形成对峙。这个时期虽然美军死亡数字还在增加,但美国公众对战争的信心也逐渐 恢复。尽管如此,在1951年2月的一项测验中,只有1/3的受测者表示愿意牺牲自己或家 人的生命去保卫朝鲜不被中国共产党人控制。3月,有50%的人认为在目前势态下双方都 不可能赢得战争。这同当时在朝鲜率军作战的美军中将李奇微的看法一样。他认为“如 果在三八线实现停战,那就是联合国军的大胜”[8]。4月11月,杜鲁门总统任命他为联 合国军司令,取代试图扩大战争范围的麦克阿瑟将军。同日,杜鲁门发表广播演说,解 释为什么不能允许把朝鲜战争扩大为一场全面的战争,并表示愿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1951年7月10日,战争双方在开城开始谈判,公众似乎看到战争结束的希望,因而在8月 的民意测验中战争支持率达到新高度。大多数人都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特别是 释放美军战俘,然后撤出美国军队。